大學教授與大學精神的再思考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2-08 13:50:57

“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假使大學里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教育后進為無上職責，自然會養成良好的學風，不斷地培植出博學敦行的學者。”“有了博學的教授，不但是學校的佳譽，并且也是國家的光榮；而作為人才以為國用，流澤更是被于無窮。”

“不過要薈萃一群好教授，不是短時期內所能辦到，而必須相當的歲月，尤須學校有安定的環境。因為教授在校有相當的年份，方能漸漸實現其研究計劃，發揮其教育效能；而且對學術感情日增，甚至到終身不愿離開的程度，這才對學術教育能有較大的貢獻。本人決將竭誠盡力，豁然大公，以禮增聘國內專門的學者，以充實本校的教授。尤希望學生對于教師，必須有敬意與信仰，接受教師的指導，方能發揮教師誨人不倦的精神。”

——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 1936年4月25日

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學銜、學問的標志，而是工資的一個級別，一個分配住房的資格，再加上一個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而已。

——謝泳

以上兩段話是不同時期教育者對大學教授的評價，這種變化不是進化了，而是倒退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倒退，或許正如鄧小平所說“十年改革開放的最大失誤,就是教育的失誤”。但根源在哪里那？這才是我們需要思考的真正問題。之所以造成如此的局面，與真正的大學教授及其大學精神的缺失不無關系，依我看主要是以下幾點原因：

（1）大學職稱評定缺乏一套科學合理且具有較強可操作性的制度。這個是造成大學教授泛濫的主要原因，這種沖擊可能是來自于社會各個方面的不良影響，使得大學不再是一片凈土。職稱評定本身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完全是對一個人的各個方面的一個綜合評價。職稱本來就是隨著學問積累的一種自然產物，假如評上教授之后，幾年主持不到一樣像樣項目，科研也沒有任何突破，也不能給學生帶來一點新的思想，無論是學術上的還是教育上的，這樣的教授應該感到慚愧內疚。大學教授本身不應該劃分成幾個等級，沒有能力，可以永遠是副教授，能評上教授就要拿出真才實學，這樣學術圈才會不斷健康。學問能力沒達到，徒有教授的虛名，是對社會資源的一種浪費，是對大學精神的一種破壞！

（2）部分大學教授缺乏社會責任感！大學教授本身是非常神圣的一個字眼，相比講師助教而言，大學教授的社會責任感主要有三個方面：高深的學問，能夠推動學科的進步；優秀的傳授學問的技能；卓越的服務社會的意識。而如今的部分大學教授主要憑借這樣的一種學術稱號爭名奪利，搶占資源及升官發財。更有甚者，現在許多大學不論搞什么，都附加一條“具有教授職稱”。只要你具有就可以，而不管其自身的水平。

（3）大學教授的官場化。部分教授一旦評上教授，就開始向官場邁進，開始淡視神圣的學術研究，開始進入不搞研究只出成果的圣人階段。官場化的教授也是中國學術之怪現象。出現這種現象，我想主要的原因可能還是很多教授根本不是以科研興趣為目的而從事研究的，而只是為了大學的這份體面的工作或教授這種學術頭銜而做所謂的“研究”。21世紀的高等教育，應該逐步增加以科研為興趣的教授的比例，淘汰功利化的教授，逐步凈化大學的內環境。

(4)大學精神的喪失及迷茫。有人說，中國的高等教育已失去了脊梁，泯滅了精神，只余下赤裸裸的追名逐利。更有人說，中國20多年來根本沒有大學，有的只是一個“打工仔崗前培訓機構”。而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對中國高校“唯利是圖”的“炮轟”更令眾多內地高校顏面掃地。(“中國現在的許多高校唯利是圖，就是看錢，看經費。真的研究成果從來不在乎。名教授為什么不教本科？全部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學生的比以前差了很多。我們哈佛大學的教授一定要跟本科生做接觸，否則不能做教授。”——丘成桐)。盡管高級職稱和高級學歷四處泛濫，學術思想水平的絕對值卻在下降。無論是蔡元培時代的自由精神，還是戰爭年代西南聯大剛毅堅卓的斗爭精神及犧牲精神，都一去不復返。留給我們的只是浮躁與功利的就業教育，完全使中國的大學徹底變成了打工仔崗前培訓機構。盡管楊叔子在多個場合呼吁利用人文精神改變教育現狀，并指出急功近利，缺少人文關懷，使大學喪失了其作為“精神家園”和“理想燈塔”的崇高定位。大學應該成為真正的學術殿堂,應該是引領社會進步的一面旗幟,而不應成為名利場!但要實現中國高校大學精神的重構，仍然有很長的路等著我們去走！

自己在大學工作之后的些許體會，敬請大家批評指正。 21世紀要想成為中國的世紀，中國必須有幾十所世界級的大學。我們呼喚一流大學，就需要一流的教授和一流的大學精神，只靠引進一流的大師是不可能的，關鍵還是大學教授隊伍的自身的進化，如果進化的好了，進化的快了，一流大學就可以早點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