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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征求意見稿近日公布，“教授治校”、“教授治學”、大學“去行政化”等話題，又成為公眾熱議的對象。就大學改革的相
關話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賀衛方，日前接受了理財一周報記者的專訪。
大學應是“學者的共和國”
理財一周報：何謂大學“行政化”?它有哪些外在表現?
賀衛方：大學“行政化”，大約是這樣一種狀態：在大學中，所有涉及學術、決策和發展的最重要的規則，都是由行政系統——嚴格來說是黨政系統——制定作出的，教師在整個大學管理中被邊緣化。其外在表現，還有大學講級別、黨政官員數量龐大、有官職的人才能夠壟斷學術資源等，再就是大學與政府管理部門(即教育行政部門)之間，存在相當大的依賴關系。
我觀察到，最近10多年來，在教育資源的分配方面，教育行政部門的權力越來越大。評估不用說了，現在是臭名昭著;學術評價方面，本應該由大學自我評價的權利，卻被教育部的相關委員會不斷加以蠶食;甚至包括研究生入學考試，教育部也在試圖將它變成全國統一考試，而不是由大學自主決定。
理財一周報：大學“去行政化”應該如何著手，就是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嗎?
賀衛方：取消行政級別，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要非常明確地倡導大學自治、大學獨立，切斷國家行政部門控制大學的渠道，讓大學自治。但這只是一
個方面。
另一方面，我覺得要容許“多種所有制大學”。現在我們都是公立、國立大學，依賴國家財政撥款，其實中國教育最好的時期——上世紀20
到40年代，當時就是“多種所有制大學”。像北大、清華是國立，南開、復旦當時就是私立的。
還有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就是教會學校，如燕京、輔仁、圣約翰等，都是很好的大學。來自不同國家的傳統，使教會大學保持了多樣化的特
色，利于相互之間的競爭。
我覺得必須要有競爭。有時候大學對國家人才、教育的影響不是短時間能看出來的，所以作決策的人一定要有非常好的眼光。現在的大學都是
統一的“國字號”，這是不合理的，沒辦法煥發出真正的活力，行政化現象越來越重。
大學內部的改革，我覺得必須明確地限定大學的黨政權力和行政權力之間的界限。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現在大學里面，校長往往是“二把手”，黨委書記才是“一把手”。大學里哪些方面應該由黨委來決策，哪些方面應該由行政來決策，是必須限定的。如學院院長的人選，在還沒有實現“教授治校”
的時候，一般由上面任命，那么應該由黨委來任命，還是由行政來任命?
很多大學走向衰落的原因，是黨政長期不合。我覺得這是一個結構性難題，要讓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有比較和諧的關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情。
理財一周報：大學與政治、政府和權力的關系，怎樣才比較合理?
賀衛方：大學不應該受到外部權力的控制，從內部來看，它應該是一個“學者的共和國”，由學者自治，最重要的決策都必須由學者做出。
如何造就世界一流的大學
理財一周報：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有兩個輝煌的成就值得銘記，一是蔡元培時期的北大，二是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這兩個時期大學的成功有什么相似的
特征?
賀衛方：首先是教育家辦學，像蔡元培、胡適，還有西南聯大的那幾位校長，他們本身都是非常好的專家，不僅在學術領域造詣頗深，而且有一定的教育哲
學。
當然還有一批有風骨、有節氣的教授。李敖在北大演講時說過，蔡元培做北大校長，怎么樣對待政府呢?教育部公文來了退回、不看、拒絕。
他們不向權力屈尊降貴，不向權力叩頭，不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對教師群體，給予非常高的尊重、禮遇。我們都記得蔡元培做北大校長時如何禮賢下士，對不同風格的教授都能夠接納，為他們調停、辯
護;當他覺得受到干預時，他就不干校長了。那時候沒有哪個大學有黨委、黨委書記，校長就是校長。
另外當時的教授選任制度也比較合理，很多優秀的海外歸來的學者被聘到學校來，還有一些西方學者。北大、清華都有非常優秀的西方學者來
當教授。
還有一點，是對教學內容的安排、課程的設置，我覺得是真正注重知識、高等知識，而不是塞進很多政治化的內容。
理財一周報：大學校長的作用至關重要。“去行政化”后，大學校長的產生應該通過何種程序?
賀衛方：在西方國家，大學都有董事會。這個董事會是非常重要的，要保持大學的傳統和水準，董事會在校長的選聘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當然也會適當聽取教師的意見，如果教師們都不認可某個人的話，他就很難被任命為校長。校長不僅要在學術領域有很高的聲望，還需要在管理方面有特別高的行政才能;要有犧牲精神、會長袖善舞。總而言之，在校長的選任上，不要變成一種官僚的任命。
“治校”與“治學”并不矛盾
理財一周報：大學教授，近年來也面臨著嚴重的人格矮化、聲譽下降等問題。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源是什么?
賀衛方：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大學教授的選聘標準，首先是入門的門檻高。某人一旦被任命為教授，特別是好大學的教授，就是非常高的榮譽。過去大學的教授數量很少，能成為大學教授，一定會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今大學教授太泛濫，大學本身也泛濫，阿貓阿狗都是教授，那他的行為、風格方面，就難免會流于平庸。
在評價機制方面，什么樣的教授是好教授?我們現在越來越傾向于用一種量化的標準，即論文要發表多少，像數數一樣，誰發表的論文多，誰
就最有可能晉升。結果就走向了反面，大家都擠破腦袋，一定要在什么級別的刊物上發表多少文章。
在大學里面，一方面應該激勵論文發表，出重要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一定要知道，所謂重要的成果，是能真正對人類知識的發展有推動作用
的。如果變成定期出、定期發，把手段當作目的，完全只追求數量，這就走上反面了。
理財一周報：對大學教授，社會上現在有一種“污名化”的傾向，如何重塑大學教授作為知識人、教育人的尊嚴?
賀衛方：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學教授從來就被某種程度地調侃化，在網絡時代，這種調侃越來越嚴重，教授叫“嚎叫的野獸”。
在更久遠的歷史中，我們民族就有一種反智主義的傾向。實際上，對于純知識我們從來就沒有熱愛過。古代講“文以載道”，特別注重對經世濟國、“有價值”的知識的研究。而就科學論科學，根本不去關注它有沒有實用價值，這樣的研究，從中國古典時期就沒有獲得過應有的尊重，相反是被嘲弄的對象。科舉考試加劇了這種現象，覺得知識就是為了實用，為了做官嘛。
如何重塑大學教授的尊嚴和形象?大學要有大學的品格，教授要有教授的氣節。現在我們面臨著雙重壓力，一方面是政府，另一方面是商業。
到處充滿了誘惑，這種情況下，如果學者把持不住自己的話，就會越來越糟糕。
理財一周報：大學“去行政化”后，教授主要應該“治校”還是“治學”?
賀衛方：治學當然是教授的本分。一方面要搞好自己的研究，研究往往是“教得好”的前提;另一方面，要肩負培養下一代的使命，把學生教好。
但是他要關注大學，關注自身生存的環境，所以也應該熱心地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去。“治校”不是讓他不搞學術，抽身出來做管理，而是他要
評價、參與。這不是一個矛盾的事情。
“去行政化”不會太容易
理財一周報：有專家認為,“去行政化”一定要作為國家政府體制改革的一部分配套來進行，在體制框架沒有任何變動情況下去要求大學獨立，這是行不通
的。您是否同意這種說法?
賀衛方：改革不存在先后的問題。要兩條腿走路，在政府內部的人，能推動的是那個體制的變化，在大學內部的人，也不妨從身邊做起。一個體制之所以長
期存在，是因為人們容忍這個體制長期存在。
理財一周報：您理想中的大學治理模式是什么?
賀衛方：大學不是一個完全能夠用民主邏輯來運作的機構;大學必須給學者更多的發言空間;學者作為一個群體，必須享有高度的自治;大學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決策，都要朝向探索知識、追求真理的方向，而不要有任何政治或經濟意義上的功利;大學應該有最大的包容性，讓不同的觀念和對知識的探索得以展現。
理財一周報：作為改革的試驗田，籌備中的南方科技大學響亮地提出了“去行政化”的口號，您認為他們的努力會成功嗎?
賀衛方：“去行政化”，目前還只是一個說法。我不知道他們成立不成立黨委。(如果成立黨委)，他們怎么“去行政化”，我搞不懂。第一步就走不出
去。當然我樂見其成，但是這不會太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