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上課都不用講義，講課的內容也很吸引人。最絕的是，他們講完最后一句話，下課鈴聲就響了。”回憶起自己大學時代老教授們上課的情景，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委員臉上浮現出孩子般的笑。
今年“兩會”前夕，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教學是高校教師的首要任務”。而目前，在很多高校當中，原本天經地義是大學老師使命的“教學”，受重視程度卻節節敗退。
“兩會”剛剛開幕，來自各方的代表、委員紛紛熱議：高校“重科研、輕教學”，究竟是誰之過?
吃飯，還是教書?
“為什么會‘重科研、輕教學’?教師們得生活，得賺錢養家啊!”南京大學教授高抒委員說得直白。
據高校一線教學管理人員介紹，目前高校對于教師的考核大多量化為工作量，普通高校教師從事專業課程教學所獲得的工作量大約只占總工作量的10%。教師通過上課所獲得的報酬很少，尤其是上專業課、人數少的小課(如研究生課程)收入更少，與“項目”經費和社會上一些科研人員的收入相比，簡直微不足道。
“這是很明白的嘛!搞科研有名有利，搞教學有什么?”高抒指出，這種利益導向成為教師們投入科研的指揮棒，“如果你只做教學，就會過得很清貧。比較之下做教學的人自然會不平衡——我不比誰差，為什么他能做，我不能做?”
與對教學的要求相比，大多數高校對于科研，如論文發表的數量，發表刊物的名稱、級別等有非常具體的“剛性”要求。而這些“剛性”要求與教師職稱、收入密切相關。
“還不僅僅是重科研、輕教學的問題，還導致了科研的異化。”高抒說，“大家關注的是科研項目、論文數量，而不是科研本身。所以才會有論文造假，請‘槍手’做論文!”
客觀屬性?外在脅迫?
在另一些代表、委員看來，之所以有這樣的評價體系，不能把板子打在高校身上。
“從客觀上來看，教學難以評估，而科研好評估。”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委員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學見效果要很長周期，科研效果能夠立竿見影，就是看你發表的論文。在美國一些大學要升教授達到終身教職，也要寫出書來，他們有句話叫‘要么發表，要么滾蛋’。”
“現在中國的高校沒有一所能容忍一個教授幾年不出成果，不寫論文。為什么?”湘潭大學校長羅和安代表說，高校頭上也有“利劍高懸”，“你看看，評價學校的標準：科研成果、辦學經費……社會上、主管機構就拿這些給高校排隊!”
羅和安認為，如果不是這種外在的評價體系，高校教師將更傾向于搞教學而不是搞科研，因為“搞科研有風險，但是教學就比較平穩，沒有風險”。
“現在大家都一窩蜂地辦研究型大學，小地方大學都號稱研究型大學，”葛劍雄說，“這與整個大環境的定位有關系。”
教研相長，還是各走各路
“‘教學第一，科研第一’。這兩個‘第一’是小平同志說的。”中南大學校長黃伯云委員認為，科研和教學“兩個第一都必須堅持”，偏廢任何一個“都會走向極端”。
之所以這么說，黃伯云有兩個理由：一是“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尤其是高水平的大學。要成為世界上一流的大學，一流的學科，沒有科學研究是不行的”。另一個理由是，培養人才不能僅僅教授書本知識。“大學本身就是創造知識的地方，而不僅僅是傳授知識。創新、創業，特別現在要培養創新型人才，不在老師的帶領下從事科學研究，出去就是個書呆子。”
而朱清時卻認為，應該把教學和科研分開來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相當一批老教授就只教書不做科研，而且教得非常好，是真正的好老師。而現在，高等教育進入一個誤區，就是認為只有搞科研的教師才能成為一流教師。”南方科大——那所正在組建的大學，是朱清時努力耕耘的試驗田。很多人都寄望，這所一開始就被賦予“體制外”概念的民辦高校能為高等教育的體制改革和創新“殺出一條血路”。
“南方科技大學會有老師只教書不做科研嗎?”記者問。
“會的。”朱清時點頭，回答簡潔，“搞教學的就專心教學，搞科研的就專心科研。”
“考核教學需要一個較長的周期，您怎么考核教師教學的效果?”
“關鍵是改變評價體系。”來北京開會前，朱清時正忙著“立法”，“通過制定規則，明確管理，教授治學。”
朱清時話音很清，微含著下巴，目光落在面前的桌上，有種負重似的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