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的獨立與自由

　　三聯書店新版《陳寅恪集》到家了，精裝14冊，當然比幾年前的平裝好。前些時候聽人說那書的版子要毀了，我覺得好奇怪——始皇帝的兵馬俑都挖出來幾十年了，怎么他的精神還沒死呢?

　　坦白說，我對陳先生的一些專題并不感興趣(如突厥史、蒙古史、梵文等)，全集肯定不會全看，買這一套書是一種紀念。先生去世40年了(1969年10月7日)，他的不朽正和立在清華園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一樣，先生在銘文中說：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陳先生一生的主張。1953年冬，郭沫若和李四光分別寫信請他入京，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先生同弟子汪篯(后來成為頗有成就的隋唐史專家，1966年6月10日自殺)長談，口述一篇文章，作為“對科學院的答復”：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于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揮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得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碑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絕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系。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雖然像先生那么有名頭的人那時很多，像先生那么獨立的，卻沒有第二個;在先生之前，倡導學術獨立自由的人很多，而在他之后，還有誰呢?

　　先生紀念的王國維，在1904年的《教育偶感》中就把自由與生命、財產和榮譽并列：“人有生命，有財產，有名譽，有自由，此數者皆神圣不可侵犯之權利也。”王先生還認為，中國沒有獨立的學術，就是因為做學術的人，從孔夫子開始，都想著做政治家。“斯可異己也”。

　　熊十力疾呼，“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視闊步，而游于廣天博地之間。”

　　陳獨秀還專門寫過一篇《學術獨立》，指出“中國學術不發達之最大原因，莫如學者自身不知學術獨立之神圣。”

　　……

　　梁啟超為蔣百里《歐洲文藝復興史》寫序，結果“下筆不能自休”，寫得比正文還長，“不得已宣告獨立”，就是我們看到的那本著名的《清代學術概論》。寫到晚清時，任公痛心疾首：“一切所謂新學家者，其所以失敗，更有一種根源：曰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學子之求學者，其什中八九動機不純潔，用為敲門磚，過時則拋之而已。”

　　“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這種“現實主義”的傳統，于今更是發揚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