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評價一個老師,就像擰螺絲一樣,越擰越緊,一套套量化考核標準在“折騰教授”,“學校就是要項目數。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有的學校還設立“學術駐京辦”。
潛規則是,有行政資源的院領導主持重大項目時,掛名號稱“舉全院之力”,實際操作的是青年老師和學生。比起媒體上討論的“汪暉”,個別擁有行政資源的學官們,是最大的明火執仗的“抄襲者”。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將連續申報項目視作“生財之道”,有的高達上百萬,也有人編一套假發票把家具以“學術經費”之名抱回家,“誰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來的。”
唯恐被降格的心理“過山車”
53歲的胡學文是東南部某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頂著令人羨慕的“特聘教授”頭銜。但這么多年,他似乎一直被困在一座看不見的圍城之中。
僅對教授資格的滾動式認證,就令他夠焦慮了,直到退休,都是他心頭陰影。
特聘教授比普通教授每年多5萬元工資。如果失去特聘教授資格,損失的除了工資,還有面子。他曾經歷過一次被降格的心理“過山車”。
因為曾承擔1990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04年他被聘為“特聘教授”。第二年學校政策改了,舊項目不算數了,他重又淪為普通教授。
為了重獲“特聘”資格,從2005年開始,他每年都要申請社科項目,有次他的項目“入圍”了,據當時政策,入圍國家級項目,省里會補償一個項目,但省級項目少,走關系的人多,他不想求人,最后空手而回。
直到2008年,他終于拿到一個國家級項目。但這一年,“特聘教授”的資格認定條件又加碼了,除承擔一個國家級課題,還要多承擔一個省部級或市級社科項目,叫“一大一小”。慶幸的是,他過五關斬六將又申請到了一個市級項目,再次被擢升為“特聘教授”。
他的課受學生歡迎,打分在85分以上,他的詞學專著早就成為專業的必讀書目,但這些卻無關緊要,只要沒承擔國家級項目就一票否決,“我昨天有項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沒有項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難道不是同一個我嗎?”
明火執仗的“學官抄襲者”2008年入職的“海龜”趙濤剛踏入了圍城。他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再讀博士后,據協議,必須承擔并結項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否則不能出站。自從2008年底起他就開始發愁。
令他困惑的是,有些越空洞的課題,研究經費越多。很多立項課題,他看不出有什么學理性,比如一項標價為50萬元的課題是“如何與媒體打交道”。
當了30年教授的胡學文更清楚其中“潛規則”,他眼見某些有行政資源的校長和院領導,主持一些重大項目時,號稱“舉全院之力”,其實只是掛名,實際操作的是青年老師和學生,“比起媒體上討論的‘汪暉’,個別擁有行政資源的學官們,其實是最大的明火執仗的‘抄襲者’。”
關于抄襲,國家社科辦負責人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在2萬多份申請材料中,有專家反映個別課題論證中多處存在嚴重抄襲行為。在會議評審中,也有評審組發現兩份題目雖然不同,但論證核心內容和表述多處雷同的申報材料”。
瀏覽社科網站上的歷年項目,年年重復,從國家、省級到市級、校級,上下“比葫蘆畫瓢”,各省間社科基金半斤八兩。有些題目像“文字游戲”,比如“馬克思主義和與時俱進”和“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同時出現。
胡學文也發現,“跟風”研究多,金融危機來了研究金融危機,四川地震來了研究地震,奧運會來了研究奧運,光汶川地震災后重建,大同小異的有二三十個,有的經費高達四十多萬,“還不如直接撥給災后重建”。
而有些臨時對策性研究,還沒等結題已時過境遷,“納稅人的錢花出去了,打了水漂。”
申報秘籍與“學術駐京辦”那段時期,被同事們描述為“黑五月”,拿趙濤的話說,填寫申報材料就夠“恐怖”了。
第一份申報材料投出后,他開始有一種恐慌感,決定模仿別人,普遍撒網,“碰碰運氣”。每個月他都“改頭換面”投出一兩個,甚至投到了國家體育總局的基金里,但也泥牛入海。
作講師的趙濤一學年每周有三門課,12課時,為了湊時間寫申報材料,他把12節課挪到一天講。講完嗓子都啞了,每天沒在凌晨兩點前睡過覺。
最讓他傷腦筋的是,在申報表中要分別填寫“前期成果、研究意義、研究開展、研究內容”等。他看不出實際差別,但還得絞盡腦汁細分,把有限的幾個詞平衡分配到幾個空格中,“投了20份,光申報書就有一二十萬字”。
胡學文作為國家專家庫成員,有時被抽做匿名評委,經常接到各種“打聽”電話。2008年他自己申報項目時,見周圍人都在打電話,托關系,一開始很不屑,但身在其中不由地產生一種惶恐感。
過了匿名評委這關,項目算“入圍”。這一關刷下來八成申請者。以今年為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全國共申報27171項,4652個入圍,入圍率為17.1%。
接下來一輪,是會議評委的最后評審,由學科組長召集280名會議評委投票和開會表決。最后經領導小組審批后,正式立項2285個。立項率為8.42%。這一輪又刷下來九成。
有的學校還設立了“學術駐京辦”,常駐北京爭項目。北大、人大、復旦、南大、浙大等重點大學入圍率達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請到的比例小得多。有些未獲立項,也和“專家”是“外行”、“不對口”有關系。
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立項結果終于在6月底公布。經過漫長等待,27171個申報者中,有人狂歡,有人沮喪,有人懈怠,有人焦慮。有的大學申請到一個國家項目,會放鞭炮慶祝,張燈結彩。
趙濤像買彩票中了大獎,他一下子收到國家和省級兩個立項通知書,大松一口氣,“我太幸運了。”像范進中舉一樣,有那么一瞬間,他產生了飄忽感。
趙濤只是圍城中的講師,如果要評副教授,需另承擔一項省部級社科基金課題,還要在5年內發表5篇論文。評教授,就要承擔一個國家級或兩個省部級項目,還要發表論文。他聽說有的學校評教授職稱要求一年發表8篇論文,“太凄慘了”。
要同時承擔校級、省部級和國家級項目,趙濤只好把一個大題目拆分成幾個小題目,“一石三鳥,一雞多吃”。他思忖這有點“投機取巧”,“但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他覺得在現有體制下,就得在“讓你做”和“你想做”之間找到平衡點,“你得想辦法讓自己活得不那么痛苦。”
在美國讀博士時,他的導師發表論文也很難,但學校沒強迫他寫論文,“很多美國教授一輩子在大學教書,沒見他出版一部專著和發表論文。”
對中國的博導來說,如果手里沒課題,就無法帶第二個博士生。博士生每人每月要發1000元補助費,一半由導師的課題費中出,一半由學校出,“現在學生選導師也很勢利”。大學里很少有能超然的人。
“小人是逼出來的”趙濤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7月份結項時,報銷曾花了他一周。
他的立項資助是2萬元,6000元扣下作為結題時的評審費。學校還要抽取4%的科研管理費500多元,剩下的13500元歸他使用,但所有錢都要發票才能報銷。
盡管文科基金項目錢不多,但實際上花得更少。他貼了幾百張發票,最后一數,才幾千元,找發票令人頭痛。
針對大學教師做課題的發票生意應運而生。自從立項后,他的郵箱里就不斷收到賣發票的郵件。他一開始比較懵懂,一位同事開導他,“原則上商店里出售的一切商品都可算作科研用品”。他開竅了。電腦已經有了,但也不妨再買一款。
胡學文看到不少教師對那些用關系弄到項目的老師憤憤不平,他感到其實那些老師也挺“可憐”的,省級項目本來就難申請,弄到了也只有一兩萬元,如果計劃不好,還得往里貼錢,“都是些蠅頭小利,弄得人斤斤計較,又要作假。”
學校財務處,結題的人排成了長隊,像在銀行門口,他拿號等到下班還沒輪上,等第二天再來排,又沒排上。
有一次,他聽會計抱怨,“什么人嘛?把買家具的票也作為科研經費來報銷?”
說的是別人,但他的臉上也一陣發燒,自己也干過這種事,他也很自責,把空調彩電抱回家感覺像小偷,還要編一套假發票來騙人,“誰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來的。”
他也變得憤憤然起來。他覺得一方面給國家項目做事,是合法的,光榮的;但另一方面,做假發票,又從心理上覺得不光明。光榮和齷齪常在他心里交織,糾纏,變成一種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