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素門”別再淪為開胸驗肺式權利悲劇

　　三聚氰胺的陰霾尚未從公眾的心里褪去，“結石寶寶”的家長們依然在為受傷害的權利賠償奔走吶喊。兩年前“三鹿事件”的社會痛楚還在呻吟，也就在乳品新國標出臺不久的爭議中，奶粉“激素門”走進了百姓的視野，撞擊著公眾的心靈，同時也再次拷問食品安全保障體系。

　　最近，武漢三名女嬰疑因一直食用某品牌奶粉后，身體出現性早熟特征，此事經報道后引發社會強烈關注。此前，受害兒童家長曾想把奶粉送檢，卻遭遇“檢測無門”，一些質量監督檢測機構都婉言拒絕了家長們的個人申請，而權威部門關于奶粉的檢測指標中也沒有激素這一項。(8月8日《錢江晚報》)

　　在相關部門尚未公布調查結果之前，過早地認為這是三聚氰胺事件的重復上演，顯然不合時宜，畢竟在事情搞清楚之前，各方意見都應該有得到尊重的權利。并且，我們也希望相關部門針對此事能夠盡早地介入調查，給性早熟患兒、奶粉企業以及公眾一個合理公正的調查結果。

　　不過，從患兒家長歷經波折送檢無門的遭遇來看，和三聚氰胺演變成一場大的公共食品安全事件的前奏倒是異常相似：也是“相關部門”集體變成“無關部門”，也是面對患兒家屬的質疑婉拒檢測。本應代表百姓利益的職能部門與利益受損公民的關系，儼然已成為一種博弈的悲劇。

　　“檢測難，難于上青天”，這樣的無奈以及產生的悲劇為何屢屢上演，其背后必定有密不可分的社會根源和制度根源。曾經飽受關注的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可能就是這一系列悲劇的一個范本。一方面，是公民常識和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另一方面，則是維權配套機制的繁冗和落后。多家醫院確認張海超是塵肺病，就是因為沒有認定資格，所以明擺著的傷害事實不被承認，以至于鬧出開胸驗肺這樣的悲劇。而此次性早熟兒童所遭遇的“激素門”，又何嘗不是如此，種種跡象表明：性早熟很可能與奶粉有關。但是，相關職能部門就是要推來推去，遲遲不進行檢測介入調查，還原事實的真相，而是以冷漠的姿態面對受傷的權益。

　　縱觀一系列的“檢測無門”事件，實際上發生的背景無不是如此。在公民不知道如何保障自己權利的時代，一切權利的保障都托付給了自己所信任的相關部門，相信政府職能機構能為己伸張正義維護公平。而作為職能機構，也習慣于將“3.15”集中打假這般的一時職責沖動，作為自身的政績體現。而現在，作為權利承載主體的百姓權利觀念發生了變化，而作為理應維護百姓權利的職能部門，卻依舊躺在原來的信任背景下“避暑納涼”。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今天，逐利商家在利益的驅動下也許可以喪失良知，但是作為政府職能部門而言，不能無視民眾的權利訴求和自身的監管責任。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就深刻地揭示：弱勢的權利群體在利益集團的面前，如果百姓所信任的政府部門缺位，那是怎樣的一種悲哀。而事實上，擺在我們面前的“激素門”，是否又要迫使患兒家長為了維權四處顛沛流離，搞得傾家蕩產。

　　并且，如果相關職能部門繼續冷漠下去，再不及時介入調查，查明兒童性早熟的真相，如果確系奶粉添加激素造成的傷害，那么患兒家屬類似于“開胸驗肺”的遭遇和掙扎背后，更是傷害的擴大和公共事件的發酵。這樣的傷害跟三聚氰胺一樣，正在侵蝕著下一代的肌體，而且對于社會制度肌體和政府公信而言，也是一種侵蝕。

　　三聚氰胺事件告訴我們，只要相關職能部門重視，真相總有水落石出的時候。為了那些飽受性早熟摧殘的兒童，為了避免“激素門”擴大化，只有相關職能部門履行職責，打開檢測調查的大門，才能關上“激素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