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回首昨天，紅與白的記憶還未消散。當思想穿越時空，走進20世紀70、80年代那些動蕩與浪漫時，關于兩個十年的輪廓逐漸清晰，我們從中找到力量，一邊享受一邊淚流……
70年代：他們和國家一起覺醒
走過文革漫長的十年，看過戰天斗地的硝煙彌漫，見證一代知識青年從躊躇滿志到深刻覺醒的過程。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復之時，開始另一種全新的人生，上大學、考研究生，將扎根邊疆這個曾經的宿命，隨劇變的時代轉化成另一種激蕩的命運。
遲到十年的青春
劉允洲，《國土資源報》前社長，中央民族大學新聞專業教授。1979年，他作為文革結束后招收的第二屆研究生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系研究生班，回顧30年前的讀研生活，條理清晰，歷歷在目。然而說起來看似平淡，事實上卻是我們難以想象的激蕩生活。
劉老師1968年從上海下鄉到黑龍江紅五月農場。那個時代特有的革命豪情，使得他們這些知識青年向往農村的廣闊天地，盡管有獨生子可以免于上山下鄉的政策照顧，但他還是毅然加入到了上山下鄉的行列。“當時下鄉是抱著扎根邊疆的決心的，堅決到沒有帶去一本書，而在黑河生產建設兵團一呆就是十年，最為珍貴的青春十年。”
文革結束后，百廢待興。1977年恢復了高考制度，劉老師參加了第一屆考試，分數位列黑河地區第一名。報志愿時填了北大、人大、復旦、黑龍江大學，結果卻因為如實填寫了已婚一欄，最終只被黑龍江大學中文系錄取。就這樣，1978年3月，這個已經30歲的年輕人，開始了遲到十年的大學生活。
一年半的大學生活
“當時的同班同學中年齡最小的屬狗，最大的也屬狗，整整相差一輪”。劉老師在其中偏大，是不同于應屆生考上大學的一個“老高中”。
“當時是非常滿意大學的教學的”，劉老師說，“很多東西我在中學時代都學過，像英語，本來我已經學過6年了，上了大學卻還要從A、B、C開始學起”。為了解決這種水平參差不齊的狀況，1978年底，國家出臺了一項政策，規定在校生可以直接報考研究生，這對于像劉老師這樣情況的大學生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于是在室友的攛掇下，兩人都報了名。
只有兩個多月的準備時間，劉老師早起晚睡，一邊上課，一邊備考，5000多個英語單詞，最后全部背會。1979年春天，劉老師參加了社科院的新聞系研究生統一招生考試。當時沒有筆試，只有6月份的一個面試，主考是人民日報記者部的兩名記者，問題主要圍繞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文革的經歷伴隨切身的反思，劉老師的態度當然是很激進地支持，很輕松地拿到了社科院的錄取通知書。當然，這也意味著短暫的大學生活結束了。
研究生三段式
社科院的新聞系是由人民日報社主辦的，研究生上課、住宿都是在人民日報社的大院里，老師、系主任也都清一色的來自人民日報。
研一時，主要任務是上課，基礎課包括政治經濟學、英語、專業課。劉老師的專業方向是國內新聞業務，上課形式就是聽講座。一節課一個新面孔，講授者全部來自新聞業界，他們把自己鮮活的從業實踐在課堂上講給學生聽，各種新聞體裁的寫作、報道的編輯、版面的設計等，都以非常生動的形式為大家講授。班上一共
17個學生，都沉浸在記者們瀟灑自如的課堂上，平日里只能在報紙上看到名字的記者，如今一個個走進課堂，讓他們有一種非常過癮的感覺。周末只有一天，主要休閑活動就是看錄像。改革開放伊始，大量新事物涌入國內，憑借報社的天然優勢，學生們便有渠道大開眼界，看了大量影片，國外的流行片子幾乎一網打盡。
研二，開始一年的實習。因為與人民日報社的特殊關系，班上同學大多進入報社開始實踐學習。一年當中，劉老師先是在市場報寫些小稿，然后進入記者部。最成功的一次報道，是自己獨自深入攀枝花鋼鐵廠，用20多天的時間進行采訪，采訪對象從總經理到中層干部再到普通職工，最后寫出8000多字的稿子，人民日報發了一個整版。這對于一個實習生來說，是相當不容易的。
研三，回到“校園”，進行畢業論文的撰寫。整整半年的時間，劉老師的心思全部集中在這篇4萬字的文章上。沒有工作上的焦慮困擾，每天都以查找資料、醞釀寫作思路為中心，雖然是沒有工作壓力的學習生活，卻也是“沒有時間去玩”的緊張狀態。劉老師進行論文答辯時還有些小的波瀾，他關于輿論的敏感話題引起了保守人士的反對，不過最終還是得以通過。
畢業前夕，劉老師分到了人民日報農村部，就此開始了記者的職業生涯。
研究生生活對于劉老師這一代人來說，既是充實的三年時光，也是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不僅僅因為學的是新聞，更重要的是，在那個年代，各個領域都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激蕩與變革，每個人都面臨著從思想到人生的劇烈轉變。那是一段與國家命運緊緊相連的歲月，十年浩劫，他們身陷其中;城市農村，他們輪番體驗;理想神話，他們自己創造然后親手打破。他們和國家一起覺醒，承啟著一個時代的波瀾壯闊。
80年代：除了安靜學習，別無其它
20世紀80年代在很多人眼中是一個浪漫的年代，充滿青春的激情，閃爍著理想的光芒。那個時代的大學生，散發悲天憫人的詩人氣質，肩負慷慨激昂的責任感。而在理科人的回憶中，更多的則是安靜的讀書氛圍，積極的求學面貌。考研人的群落，距離大學生活，距離中學時代，遠不像現在這樣界限分明。
英語入學成績：9分
施建青，現任浙江工業大學教務處副處長。他的大學屬于20世紀80年代，在為我們講述那個遠去年代的大學生活時，他充滿驕傲和深情。
施建青1982年考上杭州大學理論物理專業，入學分數在班上排名墊后，與第一名的差距有100分之多。但數理化對于這個男孩子來說是“學得輕松”，物理考到了98分的好成績;但拉開差距的是文科，英語甚至只有9分。如此懸殊的基礎，并沒有在大學階段惡化累積，好在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對知識呈饑渴狀態，有著強烈的學習意識和動力。能考入大學的，本來就已經是同齡人當中的佼佼者，讀書、學習已然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
環境塑造人。那時的大學校園里，延續了中學時代的學習勁頭，沒有虛無縹緲的誘惑，沒有就業的壓力，也少有浮躁之風。作弊在當時看來是不可能的事情，
“沒有這個傳統”，也無需作弊。考場和平時上課的教室布局一樣，學生們緊挨著坐，誰也沒有意識偷看別人一眼。也有個別的同學會不及格，但往往承認水平如此，絕不會借助作弊的方式自欺欺人。
終日在大學的象牙塔里，人人珍惜這樣的學習機會。所以教室是永恒的戰斗場所，偶爾休閑，一定是去圖書館或電影院。作為理科生活的調劑品，看小說是最美的享受。考完試后，一群哥們也會打打撲克，消遣一番。
有興趣，也要有追求
大二時，施老師已下定考研的決心。一方面是對物理學的強烈興趣，一方面是繼續深造，讓自己的人生再上一個臺階的“野心”。持續的學習習慣，使他的考試成績穩步上升，考試排名穩居班級前列;對理論物理天生的“好感”，使得他能一頭悶在教室寫寫算算而永不覺枯燥;考試時，讓很多人犯愁的量子力學，他卻在一個小時之內就能答完交卷。班上絕大多數人也都認定了繼續深造的方向，求學的氛圍激勵著每一個人不斷努力前行。
考研，在當時似乎不算什么重大的抉擇。考不考，一樣是要學習的，一樣不必像現在的學生一樣，為工作和各種證件而奔走焦慮。只是沒有了假期，要不停地寫寫算算。到了臨考前的幾個月，施老師卻意外獲知自己被保送本校讀研。1986年之前，從未有過保研的政策，這第一屆保送生的機會就這樣降臨到了他身上。幾個月后，班上60%的同學都考上了研究生，其中不乏清華大學、中科院這樣的名牌院校。
三點一線的生活
當時嚴謹的學術氛圍，培養了研究生們踏實勤奮的學習態度，周末以外的生活全部被學業覆蓋。由于研究生階段的專業學習更加艱深，施老師也更加專注，每天
“教室——圖書館——宿舍”的三點一線，描繪的是單一但并不無聊的生活圖景。研一時，課程安排得很滿，整天都圍著課本轉;研二時，課程基本上完，取而代之的是論文研究。6篇論文的發表，是施老師兩年學習的全部心血，有著沉甸甸的份量。
到了周末，“和平時的生活會稍微有些不同”，施老師愉快地回憶，有去勞改農場參觀的經歷，但更多的是讀讀小說，這依然是最常見的休閑方式。也有活躍的同學組織舞會，但像施老師這樣的理科生倒很少參加。這樣看似平淡的生活，施老師并不覺得苦悶，因為欲望是個虛無的詞匯，那時的人們懂得知足和珍惜。
單純的人際關系
整個研究生期間，談起交往最多的人，施老師說，“當然是導師和師兄弟”，他們的關系非常很融洽。因為大家讀書的目的都很單純，也就沒有私心雜念的干擾，沒有利益上的斤斤計較;跟著導師做項目也沒什么經費而言，自己的生活費則來自學校每月的津貼。那時跟校外的唯一聯系，就是已經工作了的大學同學，和他們的來往平靜愜意，讀研、對校園生活的留戀，依然是那些同學的渴望。
三年研究生生活，除了安靜學習，別無其他。只是在做完畢業論文，最后在校的一點時間里，才開始考慮工作的事。當時正值社會轉型期，分配工作已逐漸開始成為過去時，但自謀出路也沒有讓大家變得緊迫和焦慮。與現在學生不同的是，當時的學生都不太熱衷于進企業，施老師最后選擇了研究機構，與自己的專業始終相伴。
80年代的綠草盎然，可能會令現在的研究生心生艷羨。在那個純而又純的年代里，一門心思鉆研學術研究，無暇也無需顧及不著邊際的東西，沒有欲望的掙扎，沒有人際的傾軋，一切平靜得像小溪流水，卻又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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