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生大科學家土壤太貧瘠
“美國的科學實力傲視群雄，日德中英的科學實力位居美國之后，屬于科學實力上的‘多強’。我國科學在世界的影響力仍然不高，在19個主要國家中排名第13。我國科學影響力甚至低于瑞士、以色列等小國。”最近，國家軟科學研究計劃重大項目公布的最新報告有這樣的表述。
日漸崛起的中國在世界科學中的地位與作用到底如何，越來越多的人在關注這一問題。而此次推出的研究結果，實在讓人難以樂觀。
研究的評估結果顯示，科學活動的規模較大、但高質量的成果不多是我國科學實力和科學影響力的排名存在較大差別的主要原因。
作為背景的一組數據則是：到2005年,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為3200萬人，研發人員105萬人，分別居世界第一、第二位，研究和發展的經費居世界第六。
科技人力資源大國緣何頂尖成果稀缺?這一話題引發了諸多學者熱議。
缺原創、少積累 難覓真正的大科學家
“我國模仿、跟蹤的成果比較多，原始性創新的成果比較少是一個重要原因。”
科技部原部長徐冠華院士在今年兩會上對我國研究成果進行了專門分析。
徐冠華院士介紹，我國國際入選的科學技術論文總數已經位居世界第二，申請全球專利的國際申請量已經超過了6000項，居世界第六位，“從技術角度看，專利數目不少，增加得很快，但是核心專利比較少，這就很難越過大公司在一些重要產品上所設置的專利壁壘。”
“短、平、快的成果多，但是反映長期科學積累的成果比較少。”徐冠華院士認為，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和西方比，時間還短，科學在于積累，可一些科研工作者缺少“十年磨一劍”的精神，比較過分地注意論文、專利的數量。
“頂尖成果稀缺的問題應該一分為二。”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高抒教授則認為，在工程技術領域，我國還是有一些頂尖成果，從前國家很困難的時候有“兩彈一星”，現在則有登月、高速鐵路、三峽工程。然而，在基礎科學領域的成果就相對少了，這主要表現為大科學家人數太少。
什么是大科學家?在高抒教授看來，應該體現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里，能夠建立新理論、發現新方法上。
按照美國科學界的統計，2000個科學家中能支撐和產生一個大科學家。按照這個比例，我國超過3000萬名科研工作者中應該有很多大科學家。
讓人遺憾的是，兩會期間，多名院士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均認為：“我們國家真正的大科學家人數屈指可數。”
高抒教授介紹，為了培養出大科學家，要有一定數量的小科學家做大科學家做的事情。換言之，要有重要的科研課題，每個人都要發現新方法，提出新概念，對科學事業有重要貢獻。
遺憾的是，目前的土壤卻不利于科研工作者在這3個方面下工夫：真正愿意在基礎研究方面下工夫的人是很少的。而在做基礎研究的人里面，愿意攻克難題的人更少。有的人就愿意做一些容易做的事，而容易的事大部分價值不大，有的人抱著投機心理來做，就沖著發表SCI論文去做。
“大科學家的產生是一個小概率事件，我們現在的危險是培植的土壤越來越貧瘠，讓它漸漸變成了零概率。”高抒教授說。
越是學問大的中國學者越提不出問題
為什么中國學生出去就能脫穎而出，就能拿諾貝爾獎，而在中國卻不行呢?
為什么在西南聯大，那么艱苦的條件下培養出了楊振寧、李政道拿諾貝爾獎，現在讀了中國頂尖大學條件優越的學生卻拿不了呢?
這些悖論常常讓武漢大學黨委書記李健教授陷入沉思：“這說明我們的教育不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不適應杰出人才的培養。”
科技人才資源大國為什么尖端的成果少?這位做過科技部官員又先后擔任兩所重點高校黨委書記的學者給出的答案是：關鍵是人才，特別是拔尖創新人才缺乏。
李健教授認為，現在沒有一個科學家登上諾貝爾領獎臺，也沒有一所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行列，兩者呈正相關的關系。
“當前大學的人才培養模式亟待改變。”李健教授認為，要把學生的興趣提起來，進一步鼓勵學生思考，因材施教，對一些怪才偏才，不能亂加責備，要給他們創造條件，要營造一種鼓勵創新，容忍失敗的氛圍。
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也是杰出人才培養的一個發掘點。
李健現身說法，他初中一年級能自己組裝收音機，初二參加了省里的無線電比賽，而近幾年他卻在多所高校發現，“一些大學生甚至不會裝電燈泡，扣子掉了也不會自己釘”。
一次經歷更是讓李健感慨不已。前些年，李健在科技部任職，經常組織一些有大學生參加的大型學術會議，請來的多是全球科技界的大腕，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但在演講后的提問環節，下面舉手的都是外國人。
李健總是試圖從場下的中國學生中找到希望：“現在大家還有沒有什么問題?”
然而，李健幾乎每次收獲的都是尷尬和難堪，而當他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坐在前排的國內頂尖科學家時，他們卻有的把頭低了下來，有的左看右看，就是不敢和李健對視。
“越是學問大的人，越提不出問題，不愿提，不敢提，不好意思提，或者提不出來，因為我們的人才都不敢懷疑。”李健感慨。
吃別人嚼過的饃只會弱者恒弱
一些國際會議與國外的同行交流中，高抒教授常常能從對方的眼神中讀到一種壓力。
這是一種尷尬的境遇，“一邊是別人按照文明古國的要求來看待你，一邊則是你對現代社會貢獻的缺乏。”
在高抒教授看來，對于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小國家來說，可以抓住一個特長，比如說，瑞士鐘表造得好，就夠了，“但中國是13億人口的大國，應該在基礎理論和工程實踐兩個領域里面都有所作為，這才符合大國的國際地位。”
日本的科技發展路徑值得關注。
經濟發展需要科技成果轉化，在發展初期一條好的經驗就是轉化別人的成果，日本有一陣兒就是走的這條道路。有一個說法，“英國人的主意，在美國變成食物，錢卻被日本人賺走”。這叫技術立國，日本在一定時間里采取了這種策略。但是這條路走不遠，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被遏制住，日本一度也曾遇到這個問題。
近年來日本連續出現諾貝爾獎獲得者則讓人刮目相看，高抒教授認為：“這說明到了一定的時候，國力強盛了，國家還是要支持基礎研究，重要的科研成果不是靠別人做出來，而是要靠自己。中國已經到了這樣的轉型時刻!”
高抒教授以自己的研究領域舉例。目前海洋船上所有的觀測儀器、設備百分之百都依靠進口。制造儀器實際上可以推動基礎研究水平的提高，同時也能推動新方法、新技術的建立。
因為，基礎研究的儀器設備是為了研究特定的科學問題而設計的。他們在推出儀器設備的過程中已經研究過了，而我們再用別人研究出來的這些儀器來研究，研究必然慢一拍，所以從起步開始，我們就落后了。
同時，國內研究整個過程都沒有，人家的工具拿來再走人家的老路，吃別人嚼過的饃，“小修小補小打小鬧，永遠難以超越他人，而強者則會恒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