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沒有善惡——從方舟子的尷尬談起

今天我看到了方舟子的文章《再 教妖魔化轉基因的造謠“專家”王月丹博士讀…》，就想起了一直感到方舟子在這類問題上長期遇到的尷尬就是：一般大眾不懂辯別什么是專業意見，也不 想辯別什么是專業意見。

方舟子說：

要看這樣的研究是否經過了同行評議，有沒有在正規學術期刊上發 表。

這就是在所謂“科普事業”中我感到最糾結的地方。也正是這個地方導致“科普”這種東西其實是很扯淡的東西， 導致“科普”除了做成扭曲科學的事之外，就沒法做成別的事。更不要說某些帶有其他目的的“科普”，例如關于“轉基因”話題的各種科普。方舟子想通過他的正 確的科普，糾正別人的錯誤的科普，就注定逃不出科普的怪圈。

事實上，推廣到所有的涉及了一點專業的惡性事件——毒奶粉、假疫苗、血鉛兒童等 等——問題的核心都不是科學事實，即不是真假問題，而是善惡問題。大眾關心的問題，恰恰就是善惡問題，不是真假問題。原本科學只負責真假，不負責善惡。善 惡不是科學家負責的事情，事實上我們的世界也沒有過“科學家治國”的歷史和現實。但是科學家們不管是好意還是惡意，一直摻和到公眾討論當中，無形中導致公 眾不恰當地把“善惡”這一塊的義務強加到科學家這一群體身上，形成了一種誤導。其結果是公眾慢慢認為，科學家不僅要負責科學事實本身的真假，還要負責科學 事實在應用層面上的善惡。

其實，科學的應用并不是科學，而是技術。做科學的叫科學家，做技術的叫工程師。這是兩個思路截然不同的角色。但在 現實社會里的確有相當一部分人身兼了這兩個角色，這是時代和政策導致的。不要說大眾，在中國就連很多專家本身，都分不清“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區別。很 多身兼二職的專家，自覺或不自覺地為用自己作為科學家的勞動來辯護自己作為工程師的勞動。這就等于說，他們在用事情的真家問題來為事情的善惡問題辯護。似 乎在說，一件事情只要真，便必然善；只有假，才會惡。這本來是很簡單的錯誤，但卻由于上述的原因補蒙上了一層復雜的繭。

說“科學的應用并不 是科學”，其實導致了很多公眾直接相關的東西都不是科學，例如醫療，又例如地震預測。醫學上如何一回事，跟醫院如何治病，是兩回事。當然，今時今日臨床上 的治療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科學研究的結果。但科學研究結果的一般真假，難以為個案買單。因為生物醫學還沒有發展出像物理學這種強大的預測能力。科學有的 是暫時確定，永恒存疑，但人有病卻不能不治等于永恒確定時才治。同樣道理，地震科學的發展困難重重，不要說它還沒發展到像物理學那樣的預測能力，就連發展 到像醫學這親的地步，都還遠遠談不上。但地震預測卻不能放棄，地震這回事人類就不能就妥協了，就認命了。因此地震無法預測，但還得預測。天氣預報也是一回 事。

在這些不是科學的領域，我們一般都仍然希望最大程度的依賴科學，原因無非是認為今天是科學的時代，認為科學的發展能更好地解決更多問 題。但是，我們也看到，并不是所有人對科學都有如此好感。因此，一位地震預測行業的老前輩就說陰陽五行、易經等也可以用來做地震預測（見《新知客》雜志4 月號）；因此，我們用了幾千年的中醫，現在仍然受到官方認可；因此，氣象局可以大膽承認對西南大旱預測失敗。奶粉里加三聚氰胺，是利用科學知識蒙混原有較 低級的檢測手段。這就是科學的應用，不是科學。此方法可行，說明其中的科學事實是真的，不是假的，說明科學是成功的；但其危害性之嚴重，說明其中的道德是 惡的，不是善的，因此可判此技術是死亡。發明三聚氰胺的人（科學家），和使用三聚氰胺的人（工程師），尚且是比較能分得清的兩撥人，因為該物質很早就有 了；研究轉基因的人（科學家）和倡導其應用的人（工程師），卻往往是同一撥人。這是因為這種國家重大科研項目立項，都是帶有明顯的應用色彩的。這種科學項 目，僅因其科學上的重要性，是不足以獲得如此高的重視地位的；唯加上有其在技術上的重要性，才上升到國家戰略的程度，被賦予了某種“只許勝不許敗”的色 彩。會引發大眾爭議的，也只集中在其技術部份；會引發專家爭議的，也本應集中在其科學部分。但現在全攪在一起了，全因為在這件事民，科學家和工程師的角色 同時由一撥人分飾。

那為什么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策不科學歸科學、技術歸技術地搞呢？這是因為今時今日科學轉化為技術的速度越來越快，這種 速度也越來越決定一國的綜合國力——即人民的福祉。各國都早已認識到這一點，因些都會主動地從科學研究的源頭開始考慮后續的技術轉化，尤其是相當一部分的 國家級的重點科研項目，就是為著技術轉化來探索求知的，為技術而科學的。所以，要求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完全脫節，是不符合時代、不利于我們“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的。這些作為科學和技術同一體的重大國家政策和國家行為，大眾爭議模糊，各方頻頻“攪局”的問題，目前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