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結果的表達，主要體現為學術論文和學術會議的報告，也就是公開發表的作品。作為研究者，對公開發表的作品，一致的追求目標是“無偏”。但要做到無偏，談何容易!即使做到了“無欺、無私、無畏”，仍然不一定能夠做到“無偏”，因為認識會受到歷史和條件的局限。科學史上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哥白尼和布魯諾，是科學史上的圣徒，但他們提出和捍衛的學說“日心說”已不能說是正確的科學理論。自然科學界非常珍視認識的進步和標志這進步的里程碑，“日心說”是人類對自然認識的里程碑，這是公認的。對這兩位先賢和圣徒，至今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們，仍然充滿崇敬。回頭看現代科學體系的建立，很多是先賢們憑著智慧的思辯，提出了概念、理論、框架或假說，過后多年才得到了實驗的證實和理論的確證。假說的提出，只能依據于有限的事實和不充分的推理，當然過后被證偽的情況亦很多。
工程科學中，理論和經驗模型的準確度，也是受歷史和條件限制的。準確永遠是相對的。讀研究生時，老一輩先生們講反應工程和傳遞原理，常常說，一個理論模型，和實際的偏差能在百分之幾十的量級，就很好了。先生們還說，對化工來講理論模型預測的誤差，若能達到10%，就非常非常好了。后來做研究，也常常鼓勵學生提出理論模型，但經常只是能夠表現出一個與實驗結果一致的趨勢，要算誤差，有時是大于百分之一百的。但是有偏差的理論和經驗模型是十分有用的，工程設計長期以來就依賴于這些模型。當然設計者夢寐以求的是精準，誰都知道，反應器的設計如果能夠進一步精準百分之幾甚至千分之幾的經濟含義。這經濟價值，有時倒是可以相對準確計算的。所以，在工程和工程科學領域，提高設計模型的精準度，是永恒的研究主題。
實驗數據的準確度，更是相對的。記得學分析化學時，容量分析部分花了大量的篇幅和課時。講授如何選擇玻璃器皿、天平和試劑，如何洗滌、干燥和保存玻璃容器，如何正確的拿在手中和使用玻璃器皿，如何標定天平，如何配制標準溶液，以及如何轉移和保存標準溶液。在這些都做得準確無誤的前提下，才能分析實驗的誤差。這些是做實驗的基本功。
后來學儀器分析，老師總不忘提醒，不同的儀器誤差的范圍。當然，隨著時代和儀器及制樣技術的的進步，儀器的誤差越來越小。但有些誤差，是從原理就帶來的，儀器和制樣技術的進步，對誤差只能改良，不能消除。比如我們常用的X光衍射儀、能譜、孔分析儀等等，誤差都是相當大的。如果不在儀器原理規定的范圍內操作，誤差就更大了。做了一個譜圖就拿來說事是很危險的。要搞明白原理和可能的誤差范圍，討論才有意義。
但是，任何研究者都知道，有一個數比沒有一個數，認識更接近實際。設計工程師更知道，一個沒有任何模型的設計是無法進行的。安全工程師更知道，有預測比沒有預測強，盡管預測常常不準。最近聽朋友講故事，某大型化工企業建成后急于開工，來不及認真檢測和分析安全，外方承建和開工人員撤離，不敢承擔責任。項目主管方冒險開工，也沒有出大事。中國人膽大，常常無知無畏。
這些有用的但不準的模型和數據是哪里來的?大部分是在學術研究活動中建立的。現在人們認為，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建立的早期，科學家是自由的，所以現在的史書中，這些科學家被表現的像是哲人圣人似的，比如伽利略、牛頓、法拉第等等。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工程師階層出現了，科學不再那么純潔和神圣。給了我們富足的現代生活的先賢們，如瓦特、卡諾、愛迪生、萊特兄弟等等反而沒有早期科學家們的神圣。但是現代技術體系的建立，是經過兩百多年的、細致的、逐步改進的、由經驗到理論的應用基礎研究支撐的。有很多不十分準的也沒有理論基礎的經驗模型，起了關鍵作用。幾年前，有機會親自用實驗檢驗了描述填充床壓降的俄根方程，對它的精度感嘆，但嘗試繼續修正，卻沒有任何頭緒。
做學術研究，若有欺、若存私、若心畏，就容易學術不端了。當然，界定學術不端，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界限。比如現在不正確引用若是有意的，或知錯不改，應該是不端行為之一，我們讀書的時侯，很多國內期刊，甚至可以說多數國內期刊，明確不要文獻引用部分，那時社會科學類期刊明確不要引文的比例極大，甚至現在還有不要寫引文的。我們專業當初有一個期刊，叫[化肥與催化]，在作者指南里面就說，“參考文獻從略”。后來看舉報學術不端的網絡文字，有人舉報毛澤東詩詞學術不端，用了很多典故沒有給出引文和出處。這也許是作者幽默。但中文的詩詞和散文講究用典，不習慣給引文，倒是事實。后來帶研究生，修改在國際期刊發表的論文，最難和花精力最大的部分，是引文。做到準確、公正的引用，談何容易，只能作為追求目標了。
按照國際的標準，重復發表也是嚴重的不端行為之一。但上世紀80和90年代，中國作者主要發表中文論文，中文文字西方人看不懂，當時就有兩種壓力，西方學術界希望中國作者把原來以中文發表的論文再以英文發表，中國的學術領導層，也希望中國的科學被國外的同行看到，也鼓勵把以中文發表的文字再以英文發表。于是就有了很多先以中文發表再以英文發表的論文。國際上有的出版社，也推波助瀾，比如把俄文的[催化與動力學]全面翻譯成英文，[科學通報]等等期刊，同時出中英文版。記得90年代被邀請做[Catalysis
Today]的特刊，該刊主編Ross先生和Elsevier出版社的負責人，都曾建議選在中文期刊上發表的好論文，鼓勵原作者翻譯發表。
到了2000年以后，中國人寫英文不再是問題，在國際上也已經是論文大國，但也有看不準的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Springer出版社，從2005年開始，組織系列期刊
“Frontiers of…… in
China”,就不合時宜的提出從已發表的中文論文中選文翻譯的策略。遇到了文稿來源的困難，后來分析表明，實際上這時的中國作者，已經不愿意做重復發表的工作了。既然一開始就可以寫英文，為什么還要費一道手再翻譯呢。
從80年代以來，沒有受到歷史和體制影響，一直一貫的被認為是學術不端行為的，有如下一些方面。
操作數據(Data
Manipulation)，有的研究者或初學研究者，對數據的美觀非常重視，常常園整數據，甚至大量篩選數據，這樣表現出的結果就會誤導讀者，也會給使用者造成麻煩，這是任何時侯，大部分同行研究者都反感的。因為公開文獻的價值，在于同行的參考。數據有偏了，同行讀者從中就理會不到事實了。大家當然反對，嚴重的會被科學社團驅逐。
偽造數據(Data
Fabrication)，有的研究者和初學研究者，做不出正確的數據，或者對數據的期望過強，索性編造數據。當然，有的論文是記錄觀察事實，有的研究者會編造事實，比如前幾年在著名雜志[Science]發表的一個遠古化石的照片，據說是拼接出來的。當然最近的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撤銷的編造數據，也是同樣的性質。這些偽造的數據和事實，對同行的科學研究危害是極大的，理所當然的，受到了同行的強烈抵制。制作者會被科學社團驅逐。
但中國的這些操作數據和偽造數據的學術不端行為，被揭露和討論的多了，也產生了一種影響。在實驗室，新進來的研究生開展一個課題，常常提示他們重復師兄師姐或同行的工作，以獲得感性認識。催化劑、膜、電解質等等材料的制備，需要細致的很長的程序，有的學生一開始重復不出來前人的工作，實際上是他們自己對前人的描述理解還不夠專業，但有的學生很直接的反應，就是前人給了假的條件和數據，馬上失去了信心和耐心。這給學生指導，帶來了很多額外的工作量和難度。
另外一種現象，也可以稱做學術不端，但愈演愈烈，近年來成為國內學術腐敗的主要表現，這一條就是占有他人學術成果。不過這個也要歷史的看。新中國建立，砸爛了舊體制，但新體制和法律系統，長期沒有建立完善。知識產權的歸屬，至今沒有完全清晰的界限，中國也長時間不加入世界知識產權公約。看各種文獻，在改革開放以前，研究的產品“知識產權”似乎是歸屬于烏托邦式的國家，或集體，是國家還是集體，至今也沒有分析明白。但有一個使中國科學家耿耿于懷的事例，是胰島素的合成，據說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準備好了要給中國科學家授獎，但找不出獲獎人，因為發表是以一個研究團體署名的。諾貝爾獎只給個人，沒有具體的人，無法授獎，所以各位朋友不要怪諾獎委員會對中國有偏見，不給中國人獎。記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用的講義，看的文獻，好多是署名為某某革命委員會、某某大批判組、某某教研室的。在改革開放的早期，盡管法律沒有界定，人們對成果歸屬不明白，有些人占有了他人成果，以此獲得了社會地位，甚至院士頭銜，也許真可能是無意或無知的，這些可以稱作學術不端的事例。因為畢竟是無意的。
近些年這一現象愈演愈烈，由于國門的徹底敞開和充分的學術交流，若說還是無意或者無知，就說不通了，但有些人仍然利用職位之便，占有他人成果，甚至故意占有他人成果，謀取私利，甚至謀取極大量納稅人的金錢，擠壓同行和年輕科學家的工作空間，就是嚴重的學術腐敗了。這方面的例子，在新語絲網站有很多舉報。但該網站的舉報，也有很多是基于意氣的。畢竟我國法律不清晰。比如有些是在歐洲教授的正常權利，在新語絲的一些作者看來，也是學術腐敗了。看來我們要積極建議國家立法，明確界定各個階層研究者的權利和義務。
明晰的，不需要討論的學術腐敗，現階段也很嚴重，嚴重干擾了科學界的正常工作，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科學技術實力，嚴重壓抑了我國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嚴重阻礙了我國的社會發展，嚴重降低了我國的國際競爭力。這表現在官學勾結、官盜勾結，騙取納稅人錢財，謀取公共位置和資源,迫害真正的科學家，搶奪科學研究者的成果。這些腐敗不除，制度不建，引進多少人才，引進什么人才都沒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