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峰會，很容易讓人想起90年前的巴黎和會。
巴黎和會上，克里蒙梭、勞合·喬治和伍德羅·威爾遜三人把整個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上，嘀嘀咕咕的密謀奠定了近20年的世界秩序，也幾乎同時注定了德國未來的反抗。只是他們沒想到，德國的反擊會如此之兇猛，會給世界帶來如此大的災難。
和巴黎和會一樣，哥本哈根峰會達成的任何協議都會對未來的世界產生深遠影響，其重要性不亞于巴黎和會;和巴黎和會一樣，哥本哈根峰會出現了歐洲傳統上的秘密外交式的黑箱作業。
開會第三天，一份東道主丹麥牽頭、發達國家“暗箱操作”的協議草案外泄，協議背離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甚至本末倒置地為一些發展中國家設置了減排義務，并且弱化了發達國家提供資金的義務(新華社，12月10日)。
“丹麥草案”內容外泄后，發展中國家迅速反擊。中國、印度、南非和巴西四國的“北京文本”草案被法國《世界報》公開。另外，《京都議定書》特設工作組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長期合作特設工作組的兩位主席分別提交了自己的官方草案。
草案滿天飛是好事，至少說明這次大會的民主氛圍，至少說明世界不再是幾個發達國家所能掌控;更好的消息是，中國參與的文本也出現在會場，且為各界所關注，這和三巨頭密謀把德國在青島權益交給日本時中國代表無能為力的巴黎和會有著本質的不同。
有些細節頗能說明中國在這次峰會上的重要性和外交上的有力姿態：新聞發布廳太小了，容不下那么多記者;中國的官員利用英語里咖啡的諧音，批評發達國家的提供的資金還不夠買一塊棺材板。為了這次峰會，相關各部委的許多官員加班加點，做了精心的準備，正是對大政方針的把握和對可能出現的問題的雕琢，才有了會上的針鋒相對和據理力爭。
撫今追昔，不勝唏噓。巴黎和會，中國是任人捏的軟柿子，但外交官顧維鈞為國爭取權利的發言還是贏得喝彩，說明弱國即使不能改變結果，也可以在外交舞臺上展示自己的存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總理“求同存異”的演講征服了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奠定了中國在發展中的地位，說明國際會議是廣交朋友、提高國際地位的絕佳場合。到了2009年的哥本哈根峰會，中國不再是弱國，也不再像1955年那樣被帝國主義包圍，而是握著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GDP即將位列世界第二的發展中國家。
于是，問題來了。有人試圖把中國劃出發展中國家陣營，借以挑撥離間;有人提出氣候變化領域“中美共治”的提法;美國人也說，中國這么有錢，如果拿納稅人的錢補貼中國，美國國會肯定不同意。
實際上，發達國家給中國做了一個套，目的是讓“富裕的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
作為負責任的國家，中國則高調宣布，2020年把單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40%到45%，這個承諾讓經濟部門的高官擔憂，認為這可能會給正在復蘇的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在遭遇內外夾攻之際，中國高官三度入會場被拒的消息四處傳播，給人的感覺是，中國似乎是個“受氣”的角色。
其實不然。
我們大可不必被外界的吹捧牽著鼻子走，也不必時時擔心自己被視為弱者。從巴黎和會的弱國到萬隆會議的年輕的共和國，再到今天哥本哈根峰會上受重視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在90年時間里的進步有目共睹，我們的確不能妄自菲薄。然而，我們也要看到，歐洲人善于搞均勢，美國人有著放眼世界的“大棋局”意識，俄羅斯人有著誰打我、我打誰的霸氣，這都是幾百年的積淀。中國已經不是弱者，在體態上已經踏入大國之勢，但心態、氣勢和歷史積淀上還未達到那個高度。也就是說，哥本哈根是中國外交實現轉身的地方，是直面困難和挑戰的機會，盡管這只是個開始。但是，從大國到發揮主導作用的強國，還有漫漫長路要走。
中國是這個舞臺上有力的一員，但不是最強大的一員，我們會爭取利益的最大化，也要準備應對變局，借此推動國內的產業升級和技術改造，借此改善我們的環境。我們必須承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可以團結一致、運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爭取到一定的合法、合理的權益，但會議走向的主導者還是歐美。
對此不必悲觀，任何事物都依據其規律發展變化的，發展中國家在和發達國家的博弈中已經從可有可無變成不可忽視的力量。正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力量，才讓暗箱操作變得不可能，這股力量也將迫使態度強硬的國家好好思量。
小國的力量也不可忽視。兩年前的巴厘島會議上，一萬多人口的太平洋島國圖瓦盧代表說：“你們美國人，要不繼續充當領導作用，要么就離開會場，不要阻礙其他國家達成協議。”
最后的結果是，美國在最后一刻改變初衷，接受了巴厘島路線圖：發達國家率先做出減排承諾，并為發展中國家做出資金支持。
在哥本哈根，在這個為人類未來而謀劃的全球性會議上，任何國家都會爭取自己的最大權益，在規則允許的范圍內縱橫捭闔，不拖到最后關頭不肯讓步，因此，峰會無論達成什么協議，都很可能是在最后時刻完成，這，就是外交的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