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新藥創新機制的創新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6-09 11:14:45

不久前，在“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啟動大會上，科技部何偉司長反復強調新藥創新機制創新的一席話令人感到特別欣慰：管理層終于意識到了人們詬病多年的科研成果產業化問題的關鍵在于，研究型大學（包括大型科研院所）和生產廠家之間缺少了技術研發型中小企業群整個一個層次。

在研究型大學建立新藥創制技術平臺雖然看上去有些不倫不類，也受到一些批評，其實這正是我國目前技術研發型中小企業群這一層次缺位的無奈選擇。畢竟，這一企業群的骨干人員和關鍵技術均源于研究型大學（如美國 MIT周邊步行距離內那140多個技術研發型企業）。我國現有的條件下，將技術平臺建在這些單位優于建在藥物生產企業。

筆者在這里想討論的是，技術研發型中小企業群的作用以及現行條件下如何通過在研究型大學建設服務性技術平臺以實現產業生態鏈。

研究型大學的自然屬性決定了它們必須走在學術研究的前沿。不錯，研究型大學的科研立項，至少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應該顧及社會需求，卻未必一定要顧及生產企業的需求。特別是在新藥創制上，與技術問題交織在一起的還有嚴格而繁瑣的藥政管理規定。處理這些問題既耗費大量精力，又沒有學術價值，亦不是研究型大學的強項。另一方面，我國的醫藥生產企業靠新技術生存的極少，大部分靠慣性的仿制，相當一部分靠搞定官員和搞定醫院起家。要這些企業家改變慣性思維而相信另一套價值體系（認識技術的合理價值，認可承擔技術風險的回報）短期內不易。由于缺乏技術的評價能力，他們只接受廉價、保險、成熟的新技術。這樣的新藥技術不存在，也不會產自研究型大學。

這一斷層所帶來的商機使技術研發型中小企業群應運而生。首先，這類企業本身就是被一項或幾項新技術催生出來的，其創始人就是技術發明人或其朋友、同事，因此先天具有技術評價能力。這些企業以靠新藥（或新技術）開發為盈利手段，靠承擔風險牟取大利，因了解技術而敢于冒險。這一企業性格剛好又迎合了風險投資家的需要：靠投資處于萌芽狀態的成長型技術而不是靠固定資產發財。同時，這樣的企業比生產廠家吸收更高比例的研發人員，其單位利潤所消耗的能源和資源遠低于生產廠，故深得（發達國家）政府的喜愛（所以有小企業創新研究基金，如NIH的SBIR基金）。

然而，技術研發型中小企業群在我國當下難以出現和生存。其原因包括：1）缺少真正意義上的風險基金和懂技術又有決策權的基金經理；懂技術又肯作調查研究的一定不是拍板決策的人，而懂技術的經理如果在投資估價上為好項目據理力爭，在現行的國內文化環境中會被誤解為與被投資人有貓膩；2）缺少技術評價機制；3）由于沒有技術評價能力，我國用于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的基金不但少，而且申請時資金門檻高，技術門檻低，把本來就不多的持有好技術的小企業或能夠用于構建研發型企業的好技術擋在了門外。我們幾乎在任何領域的評價上都存在這樣一個問題：顧及對于末端的防范（如通過資金要求提高門檻）時，沒有給前端（如發達國家尚未意識到的突破性技術）留有生存的空間。比如本文涉及的新藥創制重大專項的指南中所有項目的標準只要求國內領先和國際先進，沒有一處提到國際領先。而研發重磅新藥恰恰需要的國際領先沒有得到鼓勵。

意識到問題，特別是管理層意識到問題所在更容易帶來解決問題的契機。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夠通過在研究型大學建立服務性新藥創制技術平臺，從發揮技術研發型中小企業群的功能出發，最終在產業生態結構上能產生這一階層嗎？

實現上述目標時涉及到以下幾個問題，需要一一回答。

問題1：技術研發型中小企業是盈利性商業組織，用國家財政促進商業組織的建立（特別是這些商業組織同時也為國外醫藥企業提供技術服務）在法理上站得住腳嗎？

這是一個在發達國家早有答案的問題。美國政府（如上面提到的NIH的SBIR項目）資助的技術研發型企業中不乏向國外企業提供技術授權和技術服務的機構，而且企業獲得這些資助時沒有資金門檻，就是說政府投資的比例可能更高。

向國外企業提供技術授權和技術服務在商業本質上與出口產品沒有區別。不同的是，前者的背后是出口一般勞動力資源及更多的物質資源和能源（附帶更多的環境壓力），而后者的背后是出口技術勞動力資源和較少的物質資源能源，產生較少的環境壓力。中國雖然一般勞動力人口眾多，但近年來大學生、研究生的就業壓力劇增，資源、能源、環境問題日趨嚴重，通過國家財政扶持后一種出口符合全民利益。

問題2：當以關鍵技術本身作為與設施和團隊并行的軟平臺提供醫藥產品開發中的技術授權時，關鍵技術將成為商業化的技術資產，誰來合法而有效地擁有它們？

這也是一個在發達國家早有成熟答案的領域，這些國家的公立和私立研究型大學均有完備的知識產權政策，對教授、博士后、研究生的職務發明產生的技術產權歸屬作出了合理可行的規定。我們其實只需借鑒就好。在國外公立研究型大學的知識產權政策中，筆者個人比較推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規定。研究型大學領域寬廣、學科多樣，大學管理者沒有任何可能對每一項職務發明作出是否要申報專利甚至商業推介的判斷。好的知識產權政策一方面鼓勵教研人員商業化有價值的職務發明，一方面對大學在商業利益中的貢獻作出合理的度量。

問題3：公立研究型大學作為非盈利性機構如何容納盈利性技術研發型中小企業？

這也許正是需要我們作出“新藥創制的機制創新”的地方。說到建立技術研發型中小企業群，中國不缺資金，反而是資金缺乏投資渠道，更富有空置率很高的科技園區。我們缺的還是技術的評價以及由此造成的技術投資文化的缺失。由于這種缺乏，連千呼萬喚始出來的股市創業板也設置了極高的資金門檻。有意思的是，在產業界短缺的這些領域，研究型大學卻極為富有：商學院——對技術進行商業化推介的潛在的融資和商務開發人才；法學院——熟悉知識產權事物的潛在的法律人才；各個科學與技術學院——能夠對早期技術進行評價或提供評價服務的潛在的技術專家。那么，中國的研究型大學缺什么呢？第一，資金，一般教研人員的工資水平還是很低的（一般教授年薪大約10萬元）；第二，人員流出渠道，雖然有聘用合同，但不適合學術工作（可能很適合技術產業化）的人難以安置；第三，教研人員職務發明的產權界定不夠清楚。于是乎，一個合理有效的做法也許是由研究型大學來主持科技園區的管理，使之有技術評價服務，有商務開發服務，有法律咨詢服務，有由此帶來的融資服務，更有技術的源頭——技術平臺所產生的關鍵技術，或曰平臺技術。讓這些平臺技術作為資產，經大學的知識產權政策環節的處理后，形成技術產權持有型公司落戶研究型大學辦的科技園區。園區和落戶其中的企業保持與大學的人員聯系甚至物理近距離，以利于多余人員的安置和成長、研究生的就業和創業、社會資金投資渠道的開發以及學術研究成果與產業化之間的銜接。

當前，不少人擔心53億元人民幣投下去還沒有重磅新藥產出。筆者對此比較樂觀，原因是問題出在明處（雖然其原因未必），大家都能看到；具有重磅影響力的突破性醫藥技術由于其研發者在現行環境下缺少公關資源和公關精力而不在人們的視線之內。它們是存在的，在人們的視線之外頑強地成長著，只要我們在機制創新上有所突破，這些新藥技術和新藥產品將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