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體簡直為大學生應招淘糞的工作而炸了鍋。什么侮辱大學生呀、斯文掃地呀之類的議論不絕于耳。其實，大學生淘糞和前不久的所謂碩士生殺豬等等，全是評論者的誤會。人家企業招的是管理人才，或者說是“白領”。只不過企業要求這些“白領”從最基層的實踐起步而已。媒體和各種專家對此的誤讀本身，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中國的一些企業，在實踐中逐漸摸索出比較先進的經營理念，知道什么是培養管理人才有效途徑;第二，整個社會的觀念結構，特別是大學的教育理念，則跟不上這些在市場經濟的第一線沖殺的企業，還停留在士大夫文化酸腐敗的觀念結構之中。
我們不妨從第二點講起，因為傳統觀念確實是媒體為正當的現代經營管理而大驚小怪的緣由。在當今中國教育體制所灌輸的價值觀念下，淘糞和殺豬一樣，都是君子不為的賤業。大學生、研究生從事此業，自然會引起哀嘆甚至公憤。但時代畢竟不同了。我勸大學生還是積極應征“淘糞”的工作。最直接的理由是錢多，十萬年薪是大部分大學畢業生掙不到的。不過這倒在其次。更深刻的理由是：這類基層的工作，乃是年輕人事業起步之正道。經過淘糞鍛煉的大學生，日后成材率怕是高于自己的同儕。新一代人應該率先突破傳統觀念。
既然談傳統，就不妨先隨手舉兩個歷史上的例子。大家知道，明清兩代中國是科舉制度的頂峰。稍微有條件的家庭都要供孩子考科舉，就象現在大家都督促孩子考大學一樣。結果社會上遍地是舉子。這就是我們繼承的傳統。有人估計，當時的“生員”，也就是俗稱的“秀才”，大致維持在五十萬之眾的水平上，恐怕比現在的大學生還要“精英”多了。有此資格，就可以在政府中登記，算是進入了士大夫階層，在地方上受到尊重不說，亦有各種特權，如免除徭役，見知縣時不用下跪、知縣不可隨意對其用刑、遇公事可稟見知縣等等。換今天的話來說，這就是干部編制了。想想看，明清兩朝每代人中都大致有五十萬秀才，幾百年、十幾代下來，大致也是快千萬人了。這些人成就了什么呢?當時帝國行政最低一級大致是縣，全國就兩千多個縣，一個縣就一個縣令。可見一個七品芝麻官也要擠破門，其他位置更少了。秀才不過是一種身份，并不具備當官的資格。要想當官，必須成為舉人才行，而且即使是舉人飯碗也沒有保證。那么，當官的那些“精英的精英”對社會貢獻又如何呢?當時地方政府的吏治之敗壞，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可見即使是那些幸運地考了高分、當了官的人，實在也是乏善可陳。而在接近千萬之眾的秀才中，既沒有官作不說，大部分也沒有其他成就留下來。他們多只能皓首窮經，酸兮兮地“之乎者也”一生，落得個孔乙己的下場。
在這種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下，讀書人淘糞是否算可出路?在那個時代，這要比現在更有辱斯文，更少有人去作。但是，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總有幾個異數。甘心這么作的，還大多有所成就。研究社會經濟史的，都知道有本《沈氏農書》。大概明清時代讀書人的心思上都在科舉上，使我們這個最大的農業國家在這一時代的農書數量非常少。在這樣的背景下，《沈氏農書》也就更顯得絕無僅有地珍貴了。此書作者“沈氏“的身世很難細考，大致只知道他是明末清初之鄉紳，是否有科舉的功名不甚清楚，但顯然受了良好的教育，家境非常富裕，為當地之大戶。他隱居江南鄉下務農，隨手寫下這本務農手冊，大概是供經營自己的農場之用。讀此書便知，他是個淘糞好手，不僅告訴你到哪里買糞、怎么運糞、各種糞的用法和效能，還非常細致地教導你糞應該如何攪拌、怎么觀察糞的顏色變化等等，談拌糞如同談釀酒，感情溢于字里行間。根據其書的記載，他耕種的土地畝產在當時幾乎是最高的。說他是個成功的農業CEO，絕非言過其實。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還有位包士臣，素有文名，和龔自珍、魏源等等都屬于“經世致用”派的知識分子。他早年家貧，親自務農，想來也是掏過糞的。在他的筆記《安吳四種》中，就寫到糞池的修造以及糞的種種好處，并指出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懂得修糞池，使得水田得益，產量高不說，也使環境清潔。
沈氏也好，包士臣也好，都是中國士大夫中的異數。他們學問不錯，特別是包世臣，詩詞文章俱佳，書法也頗有成就，很為士林所重。但是，從今天看來，他最大的貢獻(或者說他“引用率”最高的作品)，怕還是講大糞、海運等等非傳統的“經濟之學”的文字。沈氏的一小冊農書，歲不入當時士林之主流，但已經成為中國農業史的經典，其價值高于那些“之乎者也”之輩所著的萬卷詩書。
他們能有這種意想不到的成就，一大原因就是敢于突破傳統士大夫那種“讀書、考試、作官”的“事業格局”。在科舉之下，你當官的正途是苦讀四書五經，然后通過考試、獲得功名。一旦“高高地中”了，就可能在毫無實踐經驗的情況下被派個官作。這是中國傳統的人才管理原則。在這種原則之下，政府的地方官大部分沒有實踐經驗，在法律、財政等關鍵的行政技能方面沒有任何訓練，甚至因為不通方言，和當地百姓無法直接溝通。中國政治之破敗、官僚之無能，也就不足為怪了。
如今中國正迅速轉型為市場經濟社會，本不應該歧視動手的實用技藝、不應該鄙視勞動。但我們的高等教育，其實還是繼承了這種陳腐的科舉價值觀念。比如，幾年前北大有位知名教授為北大畢業生還要辛辛苦苦地自己找工作而痛心疾首。他稱北大學生都是國家一流人才，畢業后應該被各用人單位爭著來搶才對，怎么竟然還需要自己寫簡歷找工作呢?從科舉傳統上看，這樣的想法確實名正言順：你考得高，就已經證明了自己是國家棟梁之材，做的官就應該大，這叫“野無遺賢”，是政治清明、社會繁榮的盛世表癥。讓精英之才苦苦地求人討個飯碗、甚至從最底層的賤業干起，則反映了世道不古。
也難怪，有的大學已經把高爾夫列為必修課，理由是高爾夫是成功人士的修養，自然也是成功的階梯。不錯，以中國土地資源之緊缺，打高爾夫確實是富人奢侈、擺譜兒的最好方式之一。可是，你總得先教學生怎么成功，再教他們成功后怎么擺譜兒吧?再形象點地說，你總得先淘糞、殺豬，再學怎么打高爾夫吧?
現代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和科舉制度下那種以考試定身份的理念正好相反。你到美國的名牌大學看看就知道，即使是哈佛耶魯，也反復告誡自己的學生：名校的牌子說明不了什么。二十年后沒有人會在乎你年輕時在哪里讀書，大家是要看的你都干了什么。你必須從最基層的事情作起，必須“什么都能干”，必須以實際的業績
“證明自己”。第一個工作，就是給你這樣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這些學校的學生不僅要和別人一樣在勞動市場上競爭，學校還拿出大量資源幫助他們寫簡歷、包裝自己。所以，大學畢業生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在美國很難成為新聞。
最近美國出版了一本書《高盛的生成》(The Making of Goldman
Sachs)，講到這一著名金融公司的成功秘訣之一，就是重點招募從下層奮斗上來、吃過許多苦的員工。這種經營哲學，中國的許多企業其實已經在市場經濟的實踐中學到了。它們已經擺脫了那種要把高位直接送給新科狀元的舊觀念，不愿意把毫無經驗的大學畢業生直接放到管理層上當白領，而是要先讓他們在最基本、瑣碎的工作中“證明自己”。比如招“碩士豬倌”的企業，雖然招的是管理層人員，但要求新來的員工從親歷殺豬賣肉中積累工作經驗。這次的大學生淘糞工，其實是“清淘化糞池業務員”，是否真要去淘糞從新聞里看不出來。但在我看來，這些業務員還是親身經歷一下清淘糞池的過程后工作才更稱職一些。我們的年輕學子，其實學得也非常快。幾年前，在一個招聘會上，一位自稱是“什么都可以干”的女大學生，在被用人單位問及“是否可以掃地”時勃然大怒，斥責對方不知道尊重人才，還獲得了媒體的普遍同情。如今，殺豬、淘糞這些“賤業”，則頗獲大學生們之青睞。看來他們在市場經濟中有著良好的生存本能。反而是我們的社會和教育機構跟不上趟。
如今大學生殺豬、淘糞等等，鬧得輿論鼎沸。從事此道的年輕學子們，心理壓力也一定甚大。但是，也正是在這種舉世謗議的壓力下，方能顯示他們的人格和品性。在我看來，那些頂這社會偏見、在此業中寵辱不驚、踏踏實實地工作的人，日后恐怕更堪當大任。有眼光的企業，要盯著這樣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