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學術不端行為的幾點思考

　　一段時間以來，揭露國內高校學界學術不端行為的報道連續不斷，多位專家、學者牽涉其間。

　　關于學術不端行為最早的定義大約可追溯至1992年。當時，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和國家醫學研究院組成的22位科學家小組將學術不端行為定義為在申請課題、實施研究報告結果的過程中出現的捏造、篡改或抄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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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學術不端行為的應用范圍更為廣泛，指的是在學術研究過程中出現的違背科學共同體行為規范、弄虛作假、抄襲剽竊或其他違背公共行為準則的行為，其中“其他”不端行為包括不當署名、一稿多投、一個學術成果多篇發表等。長期以來，國內學界對學術不端問題都較為關注，并自覺致力于利用學術界內部力量對其進行治理。但緣何學術不端行為不僅沒有得到根治，反而愈加蔓延?筆者有以下幾點思考：

　　其一，學術不端行為是高等教育界諸多問題與矛盾的集中表征。學術不端，并非一個孤立現象，亦非簡單的學者個人層面的道德缺失，而是長期以來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各種問題的集中表征，是其內部多種矛盾的交集體現。如高校內部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矛盾、高校科研管理的種種弊端、大學人文教育的缺失等。因此，學術不端行為的治理必須與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相呼應。此外，學術不端行為作為矛盾與問題的集中表征，還體現在其揭露與發現方式上。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化舉措，學術不端行為的揭露帶有相當的偶然性、問題化色彩，通常都是借助于某種問題凸現、矛盾斗爭(例如學術爭論、職務沖突等)得以公開化。當前學術不端行為揭露中鮮明的“塔尖效應”，即只有具備一定層次高度的對象，其學術不端的揭露才能引起公眾的關注，才顯得具有“揭露價值”，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何學術不端行為的揭露對象多集中于學界高層(知名專家、學者)。這樣的學術不端揭露往往還會連帶出其他方面的諸多問題與矛盾。然而，這僅是冰山一角，學界底層還存在大量的尚未被揭露的隱性學術不端現象。如果說，對于高層學術不端行為的治理能起到敲山震虎之效，那么對于存在于底層的大量不端行為的治理才是治理學術不端的根本所在。

　　其二，學術不端行為是外部社會過度滲透高等教育的副產品之一。學術不端現象的蔓延與高等教育的社會化進程密切相關。筆者并無意于否定高等教育社會化的正面價值，但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其本質在于追求真理的學術取向與學術精神，而不在于成為社會分工體系之普通一員。在外部力量的過度滲透下，高等教育面臨著嚴重的本體性危機，而學術不端行為泛濫就是這種本體性危機的典型表現之一。在大眾化進程中，我國高等教育面臨著來自社會外部力量的全方位滲透。由于高等教育自身尚不成熟，加之教育體制改革的變動不居，高校內部幾乎對這種滲透沒有任何有效的抵抗。更為遺憾的是，轉型之中的中國社會充滿了矛盾。這些矛盾一旦過度滲透進高等教育內部，其產生的副作用可想而知。或許，這也是部分學者主張將學術不端行為界定為“學術腐敗”，希望給予法律意義上嚴厲制裁的緣由之一。就此意義而言，學術不端的泛濫是外部力量過度滲透高等教育的副產品，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觀必然性。因而，對其治理不能簡單局限于高等教育界內部。如果僅期望通過教育界自身的高度自律，而無外部社會中各種矛盾，包括腐敗的有效治理，其效果必將大打折扣。

　　其三，道德缺失與學術不端行為之間存在雙向因果聯系。簡言之，學術道德的缺失既是學術不端現象的成因，也是其蔓延的結果。國內學界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學術道德缺失是當前學術不端行為的主要成因之一。這是一種基于個體心理層面的分析。對于學者個體而言，學術道德或者素養，具有很強的獨立性與指導性，一旦養成或定型，將對個體的行為產生巨大的指導作用。但如果僅將二者關系定性為這樣一種單向的因果聯系則是片面的。道德(或素養)不是先天生成，而是后天養成的，是道德主體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基于一定的主觀需求而主動建構的。置身于學術不端行為泛濫的社會環境，學者個體道德的滑坡很難說不是社會環境影響的產物。若將道德滑坡歸結為學術不端行為的成因，當然可以得到部分個案的證明。然而這種解釋力更多體現在個體層面，對于較大規模的學術失范現象，與其說是學術道德滑坡的結果，倒不如說是學術道德滑坡的誘因。因為在學術不端行為范圍較廣的情況下，學者個體的道德滑坡得到了外部社會環境的支撐，甚至裹挾。因此，在治理上，以學術道德、學術素養的修煉為核心的道德教育固然十分重要，但簡單依賴于道德教育又是不夠的。在筆者看來，在日益復雜的現代社會，失去了傳統的熟人社會基礎，倫理本位遠不如制度本位更具有效性。

　　其四，越軌慣性是學術不端行為難以治理的根源之一。本質上，學術不端行為是一種越軌失范行為。而越軌行為如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與糾正，就可能導致相關主體形成更大的越軌沖動，放大本身的行為慣性。通俗地說，就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一方面，學術不端行為具有隱蔽性強、風險性低的特點。造假、剽竊等學術不端行為的揭露必須依賴較強的專業知識背景，加之懲戒環節烈度偏低，相關責任者幾乎受不到有力的懲戒。學術不端行為逐步淪為典型的強隱蔽性、低風險性、高收益性越軌行為，進而形成強大的越軌誘致力，這無疑又增加了其行為的慣性。另一方面，學術不端行為具有與政治、經濟等外部腐化力量密切關聯的趨勢。學術不端與外部社會的政治、經濟腐化行為同屬越軌失范行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也助長了學術不端行為的慣性。一些學者利用與外部腐化力量的密切關聯，結成利益聯盟，通過話語權交易危害社會公共利益。這種跨領域的聯盟大大加強了相關越軌群體的自我保護能力與利益驅動力，使得對學術不端行為的治理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復雜壓力，更加強了相關主體的越軌慣性。對此，有學者提出要以“壯士斷腕”的勇氣治理學術不端。但筆者以為，想要扭轉體系層面的越軌慣性，除了有斷腕之勇，更要有系統的制度建設。如何從法律、規范等制度層面上健全學術不端行為的治理機制，并落之于實處，將是今后學術不端治理成敗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