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系統生物學 （Systems Biology）根據胡德的定義，系統生物學是研究一個生物系統中所有組成成分（
基因、mRNA、
蛋白質等）的構成，以及在特定條件下這些組分間的相互關系的學科。也就是說，系統生物學不同于以往的實驗生物學——僅關心個別的基因和蛋白質，它要研究所有的基因、所有的蛋白質、組分間的所有相互關系。顯然，系統生物學是以整體性研究為特征的一種大
科學。
系統理論和系統思想對于我國知識分子并不陌生。1980年代在我國學術界曾經流行過“三論”——系統論、信息論和控制論，其中的“系統論”是指奧地利科學家貝塔朗菲（L. Bertalanffy）在1970年代創立的“一般系統論”（general system theory）。盡管貝塔朗菲是以生物學家的身份去思考、研究并提出系統論的，但他的系統論并不僅僅適用于生命科學，而且適用于物理學、心理學、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等各門學科。如果說過去所談論的是指在哲學層面上的、普適性強的一般系統論，那么本文所要介紹的系統生物學（systems biology），則是生命科學研究領域的一門新興學科。
作為人類
基因組計劃的發起人之一，
美國科學家萊諾伊·胡德（Leroy Hood）也是系統生物學的創始人之一。在胡德看來，系統生物學和人類基因組計劃有著密切的關系。正是在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等新型大科學發展的基礎上，孕育了系統生物學。反之，系統生物學的誕生進一步提升了后基因組時代的生命科學研究能力。正如胡德所說，“系統生物學將是21世紀醫學和生物學的核心驅動力”。基于這一信念，胡德在1999年年底辭去了美國西雅圖市華盛頓大學的教職，與另外兩名志同道合的科學家一起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系統生物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隨后，系統生物學便逐漸得到了生物學家的認同，也喚起了一大批生物學研究領域以外的專家的關注。2002年3月，美國《科學》周刊登載了系統生物學專集。該專集導論中的第一句話這樣寫道：“如果對當前流行的、時髦的關鍵詞進行一番
分析，那么人們會發現，‘系統’高居在排行榜上。”
系統生物學的基本工作流程有這樣四個階段。首先是對選定的某一生物系統的所有組分進行了解和確定，描繪出該系統的結構，包括基因相互作用網絡和代謝途徑，以及
細胞內和細胞間的作用機理，以此構造出一個初步的系統模型。第二步是系統地改變被研究對象的內部組成成分（如基因突變）或外部生長條件，然后觀測在這些情況下系統組分或結構所發生的相應變化，包括基因表達、蛋白質表達和相互作用、代謝途徑等的變化，并把得到的有關信息進行整合。第三步是把通過實驗得到的數據與根據模型預測的情況進行比較，并對初始模型進行修訂。第四階段是根據修正后的模型的預測或假設，設定和實施新的改變系統狀態的實驗，重復第二步和第三步，不斷地通過實驗數據對模型進行修訂和精練。系統生物學的目標就是要得到一個理想的模型，使其理論預測能夠反映出生物系統的真實性。
系統生物學的靈魂——整合 作為后基因組時代的新秀，系統生物學與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等各種“組學”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是一種整合型大科學。首先，它要把系統內不同性質的構成要素（基因、mRNA、蛋白質、生物小分子等）整合在一起進行研究。系統生物學研究所的第一篇研究論文，就是整合酵母的基因組分析和蛋白質組分析，研究酵母的代謝網絡[2]。由于不同生物分子的研究難度不一樣，
技術發展程度不一樣，目前對它們的研究水平有較大的差距。例如，基因組和基因表達方面的研究已經比較完善，而蛋白質研究就較為困難，至于涉及生物小分子的代謝組分的研究就更不成熟。因此，要真正實現這種整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對于多細胞生物而言，系統生物學要實現從基因到細胞、到組織、到個體的各個層次的整合。《科學》周刊系統生物學專集中一篇題為“心臟的模型化——從基因到細胞、到整個器官”的論文，很好地體現了這種整合性[3]。我們知道，系統科學的核心思想是：“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系統特性是不同組成部分、不同層次間相互作用而“涌現”的新性質；對組成部分或低層次的分析并不能真正地預測高層次的行為。如何通過研究和整合去發現和理解涌現的系統性質，是系統生物學面臨的一個帶根本性的挑戰。
系統生物學整合性的第三層含義是指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整合。經典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是一種垂直型的研究，即采用多種手段研究個別的基因和蛋白質。首先是在DNA水平上尋找特定的基因，然后通過基因突變、基因剔除等手段研究基因的功能；在基因研究的基礎上，研究蛋白質的空間結構，蛋白質的修飾以及蛋白質間的相互作用等等。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和其他各種“組學”則是水平型研究，即以單一的手段同時研究成千上萬個基因或蛋白質。而系統生物學的特點，則是要把水平型研究和垂直型研究整合起來，成為一種“三維”的研究。此外，系統生物學還是典型的多學科交叉研究，它需要生命科學、信息科學、數學、計算機科學等各種學科的共同參與。
系統生物學的整合性可以體現在兩種不同的策略上。第一種就是胡德和系統生物學研究所采用的方式，選定一個較為簡單的系統，如單細胞生物酵母，然后分析盡可能多的構成成分——基因組、轉錄組、蛋白質組、相互作用組，以揭示整個系統的行為。另外一種策略是吉爾曼（A. G. Gilman）領導的“信號轉導聯軍”采用的，以一個較為復雜的系統（G蛋白介導的和與其相關的細胞信號轉導系統）為研究對象，采用盡可能多的研究手段去進行分析（詳細介紹見本刊2002年第2期第36頁）。
系統生物學的基礎——信息 在前分子生物學時代，生物學家把生命視為具有特殊“活力”的有機體，遵循著無機界不存在的法則進行生命活動。在分子生物學時代，研究者們把生命視為一架精密的機器，由基因和蛋白質根據物理、
化學的規律來運轉。在后基因組時代，像胡德這種類型的科學家，把生命視為信息的載體，一切特性都可以從信息的流動中得到實現。
胡德提出，應該把生物學視為一門信息科學。這個觀點包含有三層意思。首先，生物學研究的核心——基因組，是數字化的（digital）。生物學與所有其他學科，如物理學、化學、地理學，是完全不一樣的科學，因為生物學以外的學科都只能通過類比的方式（analog）進行分析。既然生物學研究的核心是數字化的，因此生物學可以被完全破譯。從理論上說，我們對生物學的把握應該超過其他任何一門學科。其次，生命的數字化核心表現為兩大類型的信息，第一類信息是指編碼蛋白質的基因，第二類信息是指控制基因行為的調控網絡。顯然，由一段DNA序列組成的基因是數字化的。值得強調的是，基因調控網絡的信息從本質上說也是數字化的，因為控制基因表達的轉錄因子結合位點也是核苷酸序列。生物學是信息科學的第三層意思是，生物信息是有等級次序的，而且沿著不同的層次流動。一般說來，生物信息以這樣的方向進行流動：DNA→mRNA→蛋白質→蛋白質相互作用網絡→細胞→器官→個體→群體。這里要注意的是，每個層次信息都對理解生命系統的運行提供有用的視角。因此，系統生物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要盡可能地獲得每個層次的信息并將它們進行整合。
根據系統論的觀點，構成系統的關鍵不是其組成的物質，而是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或部分之間的關系。這些相互作用或者關系，從本質上說就是信息。換一個角度來說，生命是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為了維持其有序性，生命系統必須不斷地與外部
環境交換能量，以抵消其熵增過程。奧地利物理學家薛定諤早在1940年代發表的著作《生命是什么？》中就已指出，生命以“負熵流”為食，而“負熵”其實就是信息的另一種表示方法。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生命系統是一個信息流的過程，系統生物學就是要研究并揭示這種信息的運行規律。
系統生物學的鑰匙——干涉 系統生物學一方面要了解生物系統的結構組成，另一方面是要揭示系統的行為方式。相比之下，后一個任務更為重要。也就是說，系統生物學研究的并非一種靜態的結構，而是要在人為控制的狀態下，揭示出特定的生命系統在不同的條件下和不同的時間里具有什么樣的動力學特征。
凡是實驗科學都有這樣一種特征：人為地設定某種或某些條件去作用于被實驗的對象，從而達到實驗的目的。這種對實驗對象的人為影響就是干涉（perturbation）。傳統生物學采用非干涉方法如形態觀察或分類研究生物體。20世紀形成的分子生物學等實驗生物學的特點就是，科學家可以在
實驗室內利用各種手段干涉生物學材料，如通過誘導基因突變或修飾蛋白質，由此研究其性質和功能。系統生物學同樣也是一門實驗性科學，也離不開干涉這一重要的工具。
系統生物學中的干涉有這樣一些特點。首先，這些干涉應該是有系統性的。例如人為誘導基因突變，過去大多是隨機的；而在進行系統生物學研究時，應該采用的是定向的突變技術。上面所提到的對酵母的系統生物學研究，胡德等人就是把已知的參與果糖代謝的9個基因逐一進行突變，研究在每一個基因突變下的系統變化。果蠅從受精開始到形成成熟個體一共有66個典型的發育階段，不久前科學家利用基因芯片技術，對每一個發育階段的基因表達譜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這也是一類系統性的干涉方式。其次，系統生物學需要高通量的干涉能力，如高通量的遺傳變異。現有技術已經能做到在短時間內，把酵母的全部6000多個基因逐一進行突變。對于較為復雜的多細胞生物，可以通過RNA干涉新技術來實現大規模的基因定向突變。隨著研究技術的發展，一定還會有許多新的干涉技術
應用于系統生物學。
需要提請人們注意的是，以
測定基因組全序列或全部蛋白質組成的基因組研究或蛋白質組研究等“規模型大科學”，并不屬于經典的實驗科學。這類工作中并不需要干涉，其目標只是把系統的全部元素測定清楚，以便得到一個含有所有信息的數據庫。胡德把這種類型的研究稱為“發現的科學”（discovery science），而把上述依賴于干涉的實驗科學稱為“假設驅動的科學”（hypothesis-driven science），因為選擇干涉就是在做出假設。系統生物學不同于一般的實驗生物學就在于，它既需要“發現的科學”，也需要“假設驅動的科學”。首先要選擇一種條件（干涉），然后利用“發現的科學”的方法，對系統在該條件下的所有元素進行測定和分析；在此基礎上做出新的假設，然后再利用“發現的科學”研究手段進行新研究。這兩種不同研究策略和方法的互動和整合，是系統生物學成功的保證。
筆者還要再強調一點，在注重這兩類研究手段的同時，不應該忽略系統生物學的另一個特點——對理論的依賴和建立模型的需求。在本文一開始介紹系統生物學的概況時，特別指出過，系統生物學的理想就是要得到一個盡可能接近真正生物系統的理論模型；建模過程貫穿在系統生物學研究的每一個階段。離開了數學和計算機科學，就不會有系統生物學。也許正是基于這一考慮，科學家把系統生物學分為“濕”的實驗部分（實驗室內的研究）和“干”的實驗部分（計算機模擬和理論分析）。“濕”、“干”實驗的完美整合才是真正的系統生物學。
從某種意義上說，系統生物學在
中國有很好的基礎。我們的傳統醫學就是把人體視為一個系統，通過測定和改變系統的輸入和輸出來調節系統的狀態。傳統科學的缺點在于，它只能進行“黑箱操作”，不能解釋系統的內部組成成分和動力學過程。而系統生物學則把生物系統化為“白箱”，不僅要了解系統的結構和功能，而且還要揭示出系統內部各組成成分的相互作用和運行規律。
補充增加： 20世紀中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創立系統論和理論生物學 - 開拓了系統生物科學(system bioscience)的發展：(Maelzer DA. Environment, semantics, and system theory in ecology. J Theor Biol. 1965 May;8(3):395-402.,)
1)系統生態學(systems ecology, Van Dyne GM.1966);
2)系統生理學(systems physiology, Sagawa K.1973)；
3)系統心理學(system psychology, Edward B. Titchener.1992，70-80年代的文稿)；
4)系統生物醫學(system biomedicine, Kamada T.1992)；
5)系統生物學(systems biology, Zieglgansberger W,Tolle TR.1993)；
6)系統生物工程與系統遺傳學（system bio-engineering, system genetics, Zeng BJ.1994）； - 《轉基因動物通訊》（1994年6月、11月，1995年3月、11月，1996年8-10月等，來自1994年5月Zeng BJ-曾(杰)邦哲《結構論-泛進化論》）
- 總稱為系統生物科學（1999年創建的系統生物科學與工程網genbrain biosystem network等) - 所用詞匯有:system bioscience, system bio-engineering, system biotechnology, biosystem science, biosystem engineering, biosystem medicine, biosystem technology, biosystem analytics, artificial biosystem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