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楊絳：《走到人生邊上》 序

楊絳：《走到人生邊上》 序

    我已經走到人生的邊緣邊緣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沒有了”。中外一例，都用這種種詞兒軟化那個不受歡迎而無可避免的“死”字。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規律，誰也逃不過。雖說：“老即是病”，老人免不了還要生另外的病。能無疾而終，就是天大的幸運；或者病得干脆利索，一病就死，也都稱好福氣。活著的人盡管舍不得病人死，但病人死了總說“解脫了”。解脫的是誰呢?總不能說是病人的遺體吧?這個遺體也決不會走，得別人來抬，別人來埋。活著的人都祝愿死者“走好”。人都死了，誰還走呢?遺體以外還有誰呢?換句話說，我死了是我擺脫了遺體?還能走?怎么走好?走哪里去?

我想不明白。我對想不明白的事，往往就擱下不想了。可是我已經走到了人生邊上，自己想不明白，就想問問人，而我可以問的人都已經走了。這類問題，只在內心深處自己問自己，一般是不公開討論的。我有意無意，探問了近旁幾位七十上下的朋友。朋友有親有疏，疏的只略一探問。

沒想到他們的回答很一致，很肯定，都說人死了就是沒有了，什么都沒有了。雖然各人說法不同，口氣不同，他們對自己的見解都同樣堅信不疑。他們都頭腦清楚，都是先進知識分子。我提的問題，他們看來壓根兒不成問題。他們的見解，我簡約地總結如下：

“老皇歷了!以前還要做水陸道場超度亡靈呢!子子孫孫還要祭祀‘作饗’呢!現在誰還迷信這一套嗎?上帝已經死了。這種神神鬼鬼的話沒人相信了。人死留名，雁死留聲，人世間至多也只是留下些聲名罷了。”

“人死了，剩下一個臭皮囊，或埋或燒，反正只配肥田了。形體已經沒有了，生命還能存在嗎?常言道：‘人死燭滅’，蠟燭點完了，火也滅了，還剩什么呢?”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草黃了，枯了，死了。不過草有根，明年又長出來。人也一樣，下一代接替上一代，代代相傳吧。一個人能活幾輩子嗎?”

“上帝下崗了，現在是財神爺坐莊了。誰叫上帝和財神爺勢不兩立呢!上帝能和財神爺較量嗎?人活一輩子，沒錢行嗎?掙錢得有權有位。爭權奪位得靠錢。稱王稱霸只為錢。你是經濟大國，國際間才站得住。沒有錢，只有死路一條。咱們現在居然‘窮則變，變則通了’，知道最要緊的是理財。人生一世，無非掙錢、花錢、享受，死了能帶走嗎?”

“人死了就是沒有了，什么都沒有了。還有不死的靈魂嗎?我壓根兒沒有靈魂，我生出來就是活的，就得活到死，盡管活著沒意思，也無可奈何。反正好人總吃虧，壞人總占便宜。這個世界是沒有公道的，不講理的，可是有什么辦法呢，什么都不由自主呀。我生來是好人，沒本領做惡人，吃虧就吃虧吧。盡管做些能做的事，就算沒有白活了。”

“我們這一輩人，受盡委屈、吃盡苦楚了。從古以來，多少人‘搔首問青天’，可是‘青天’，它理你嗎?圣人以神道設教，‘愚民’又‘馭民’，我們不愿再受騙了。迷信是很方便的，也頂稱心。可是‘人民的鴉片’畢竟是麻醉劑呀，誰愿意做‘癮君子’呢？說什么‘上帝慈悲’，慈悲的上帝在干什么?他是不管事還是沒本領呀?這種昏聵無能的上帝，還不給看破了?上帝!哪有上帝?”

“我學的是科學。我只知道我學的這門學科。人死了到哪里去是形而上學，是哲學問題，和我無關。我只知道人死了就什么都沒有了。”

他們說話的口氣，比我的撮述較為委婉，卻也夠叫我慚愧的。老人糊涂了!但是我仔細想想，什么都不信，就保證不迷嗎?他們自信不迷，可是他們的見解，究竟迷不迷呢?

第一，比喻只是比喻。比喻只有助于表達一個意思，并不能判定事物的是非虛實。“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只借以說明人生短暫。我們也向人祝愿“如松之壽”、“壽比南山”等等，都只是比喻罷了。

“人死燭滅”或“油干燈燼”，都是用火比喻生命，油或脂等燃料比喻軀體。但另一個常用的比喻“薪盡火傳”也是把火比喻生命，把木柴比喻軀體。脂、油、木柴同是燃料，同樣比作軀體。但“薪盡火傳”卻是說明軀體消滅后，生命會附著另一個軀體繼續燃燒，恰恰表達靈魂可以不死。這就明確證實比喻不能用來判斷事物的真偽虛實。比喻不是論斷。

第二，名與實必須界說分明。老子所謂“名可名，非常名”。如果名與實的界說不明確，思想就混亂了。例如“我沒有靈魂”云云，是站不住的。人死了，靈魂是否存在是一個問題。活人有沒有靈魂，不是問題，只不過“靈魂”這個名稱沒有定規，可有不同的名稱。活著的人總有生命——不是蟲蟻的生命，不是禽獸的生命，而是人的生命，我們也稱“一條人命”。自稱沒有靈魂的人，決不肯說自己只有一條狗命。常言道：“人命大似天”或“人命關天”。人命至關重要，殺人一命，只能用自己的生命來抵償。“一條人命”和“一個靈魂”實質上有什么區別呢?英美人稱soul，古英文稱ghost，法國人稱?#092;\me，西班牙人稱alma，辭典上都譯作靈魂。靈魂不就是人的生命嗎?誰能沒有生命呢?

又例如“上帝”有眾多名稱。“上帝死了”，死的是哪一門子的上帝呢?各民族、各派別的宗教，都有自己的上帝，都把自己信奉的上帝稱真主，稱唯一的上帝，把異教的上帝稱邪神。有許多上帝有偶像，并且狀貌不同。也有沒有偶像的上帝。這許多既是真主，又是邪神，有偶像和無偶像的上帝，全都死了嗎?

人在急難中，痛苦中，煩惱中，都會喚天、求天、問天，中外一例。上帝應該有求必應，有問必答嗎?如果不應不答，就證明沒有上帝嗎?

耶穌受難前夕，在葡萄園里禱告了一整夜，求上帝免了他這番苦難，上帝答理了嗎?但耶穌失去他的信仰了嗎?

中國人絕大部分是居住農村的農民。他們的識見和城市里的先進知識分子距離很大。我曾下過鄉，也曾下過干校，和他們交過朋友，能了解他們的思想感情，也能認識他們的人品性格。他們中間，當然也有高明和愚昧的區別。一般說來，他們的確思想很落后。但他們都是在大自然中生活的。他們的經歷，先進的知識分子無緣經歷，不能一概斷為迷信。以下記錄的，都是篤實誠樸的農民所講述的親身經歷。

“我有夜眼，不愛使電棒，從年輕到現在六七十歲，慣走黑路。我個子小，力氣可大，啥也不怕。有一次，我碰上‘鬼打墻’了。忽然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見，只看到旁邊許多小道。你要走進這些小道，會走到河里去。這個我知道。我就發話了：‘不讓走了嗎?好，我就坐下。’我摸著一塊石頭就坐下了。我掏出煙袋，想抽兩口煙。可是火柴劃不亮，劃了十好幾根都不亮。碰上‘鬼打墻’，電棒也不亮的。我說：‘好，不讓走就不走，咱倆誰也不犯誰。’我就坐在那里。約莫坐了半個多時辰，那道黑墻忽然沒有了。前面的路，看得清清楚楚。我就回家了。碰到‘鬼打墻’就是不要亂跑。他看見你不理，沒辦法，只好退了。”

我認識一個二十多歲農村出生的女孩子。她曾讀過我記的《遇仙記》(參看《楊絳文集》第二卷228—2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問我那是怎么回事。我說：“不知道，但都是實事。全宿舍的同學、老師都知道。我活到如今，從沒有像那夜睡得像死人一樣。”她說：“真的，有些事，說來很奇怪，我要不是親眼看見，我決不相信。我見過鬼附在人身上。這鬼死了兩三年了，死的時候四十歲。他的女兒和我同歲，也是同學。那年，挨著我家院墻北面住的女人剛做完絕育手術，身子很弱。這個男鬼就附在這女人身上，自己說：‘我是誰誰誰，我要見見我的家人，和他們說說話。’有人就去傳話了。他家的老婆、孩子都趕來了。這鬼流著眼淚和家里人說話，聲音全不像女人，很粗壯。我媽是村上的衛生員，當時還要為這女人打消炎針。我媽過來了，就掐那女人的上嘴唇——叫什么‘人中’ 吧？可是沒用。我媽硬著膽子給她打了消炎針。這鬼說：‘我沒讓你掐著，我溜了。嫂子，我今兒晚上要來嚇唬你!”我家晚上就聽得嘩啦啦的響，像大把沙子撒在墻上的響。響了兩次。我爹就罵了：‘深更半夜，鬧得人不得安寧，你王八蛋!’那鬼就不鬧了。我那時十幾歲，記得那鬼鬧了好幾天，不時地附在那女人身上。大約她身子健朗了，鬼才給趕走。”

在“餓死人的年代”，北京居民只知道“三年自然災害”。十年以后，我們下放干校，才知道不是天災。村民還不大敢說。多年后才聽到村里人說： “那時候餓死了不知多少人，村村都是死人多，活人少，陽氣壓不住陰氣，快要餓死的人往往夜里附上了鬼，又哭又說。其實他們只剩一口氣了，沒力氣說話了。可是附上了鬼，就又哭又說，都是新餓死的人，哭著訴苦。到天亮，附上鬼的人也多半死了。”

鬼附人身的傳說，我聽得多了，總不大相信。但仔細想想，我們常說：“又做師娘(巫婆)又做鬼”，如果從來沒有鬼附人身的事，就不會有冒充驅鬼的巫婆。所以我也相信莎士比亞的話：這個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著呢。

《左傳》也記載過鬧鬼的事。春秋戰國時，鄭國二貴胄爭權。一家姓良，一家姓駟。良家的伯有驕奢無道，駟家的子皙一樣驕奢，而且比伯有更強橫。子皙是老二，還有個弟弟名公孫段附和二哥。子皙和伯有各不相下。子皙就叫他手下的將官駟帶把伯有殺了。當時鄭國賢相子產安葬了伯有。子皙擅殺伯有是犯了死罪，但鄭國的國君懦弱無能，子產沒能夠立即執行國法。子皙隨后兩年里又犯了兩樁死罪。子產本要按國法把他處死，但開恩讓他自殺了。

伯有死后化為厲鬼，六七年間經常出現。據《左傳》，“鄭人相驚伯有”，只要聽說“伯有至矣”，鄭國人就嚇得亂逃，又沒處可逃。伯有死了六年后的二月間，有人夢見伯有身披盔甲，揚言：“三月三日，我要殺駟帶。明年正月二十八日，我要殺公孫段。”那兩人如期而死。鄭國的人越加害怕了。子產忙為伯有平反，把他的兒子“立以為大夫，使有家廟”，伯有的鬼就不再出現了。

鄭子產出使晉國。晉國的官員問子產：“伯有猶能為厲乎?”(因為他死了好多年了。)子產曰：“能”。他說：老百姓橫死，鬼魂還能鬧，何況伯有是貴胄的子孫，比老百姓強橫。他安撫了伯有，他的鬼就不鬧了。

我們稱鬧鬼的宅子為兇宅。錢鍾書家曾租居無錫留芳聲巷一個大宅子，據說是兇宅。他叔叔夜晚讀書，看見一個鬼，就去打鬼，結果大病了一場。我家一九一九年從北京回無錫，為了找房子，也曾去看過那所兇宅。我記得爸爸對媽媽說：“兇宅未必有鬼，大概是房子陰暗，住了容易得病。”

但是我到過一個并不陰暗的兇宅。我上大學時，我和我的好友周芬有個同班女友是常熟人，家住常熟。一九三一年春假，她邀我們游常熟，在她家住幾天。我們同班有個男同學是常熟大地主，他家剛在城里蓋了新房子。我和周芬等到了常熟，他特來邀請我們三人過兩天到他新居吃飯，因為他媽媽從未見過大學女生，一定要見見，酒席都定好了，請務必賞光。我們無法推辭，只好同去赴宴。

新居是簇新的房子。陽光明亮，陳設富麗。他媽媽盛裝迎接。同席還有他爸爸和孿生的叔叔，相貌很相像；還有個瘦弱的嫂子帶著個淘氣的胖侄兒，還有個已經出嫁的妹妹。據說，那天他家正式搬入新居。那天想必是挑了“宜遷居”的黃道吉日，因為搬遷想必早已停當，不然的話，不會那么整潔。

回校后，不記得過了多久，我又遇見這個男同學。他和我們三人都不是同系。不常見面。他見了我第一事就告訴我他們家鬧鬼，鬧得很兇。嫂子死了，叔叔死了，父母病了，所以趕緊逃回鄉下去了。據說，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體育場，沒知道原先是處決死囚的校場。我問：“鬼怎么鬧?”他說：“一到天黑，樓梯上腳步聲上上下下不斷，滿處咳吐吵罵聲，不知多少鬼呢!”我說：“你不是在家住過幾晚嗎?你也聽到了?”他說他只住了兩夜。他像他媽媽，睡得濃，只覺得城里不安靜，睡不穩。春假完了就回校了。鬧鬼是他嫂子聽到的，先還不敢說。他叔叔也聽到了。嫂子病了兩天，也沒發燒，無緣無故地死了。才過兩天，叔叔也死了，他爹也聽到鬧，父母都病了。他家用男女兩個傭人，男的管燒飯，是老家帶出來的，女的是城里雇的。女的住樓上，男的住樓下，上下兩間是樓上樓下，都在房子西盡頭，樓梯在東頭，他們都沒事。家里突然連著死了兩人，棺材是老家賬房雇了船送回鄉的。還沒辦喪事，他父母都病了。體育場原是校場的消息是他妹妹的婆家傳來的。他妹妹打來電話，知道父母病了，特來看望。開上晚飯，父母都不想吃。他妹妹不放心，陪了一夜。他的侄兒不肯睡挪入爺爺奶奶屋的小床，一定要睡爺爺的大床。他睡爺爺腳頭，夢里老說話。他妹妹和爹媽那晚都聽見家里鬧鬼了。他們屋里沒敢關電燈。妹妹睡她媽媽腳頭。到天亮，他家立即雇了船，收拾了細軟逃回鄉下。他們搬入新居，不過七八天吧，和我們同席吃飯而住在新居的五個人，死了兩個，病了兩個，不知那個淘氣的胖侄兒病了沒有。這位同學是謹小慎微的好學生，連黨課《三民主義》都不敢逃學的，他不會撒謊胡說。

我自己家是很開明的，連灶神都不供。我家蘇州的新屋落成，灶上照例有“灶君菩薩”的神龕。年終糖瓜祭灶，把灶神送上天了。過幾天是“接灶”日。我爸爸說： “不接了。”爸爸認為灶神相當于“打小報告”的小人，吃了人家的糖瓜，就說人家好話。這種神，送走了正好，還接他回來干嗎?家里男女傭人聽說灶神不接了，都駭然。可是“老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