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學術研究的承擔

錢理群：學術研究的承擔

文學報

●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關系是“后死者”和“先行者”的關系，“先行者”對“后死者”是有托付的，“后死者”對“先行者”就有了大責任，大承擔。
●既與現實相聯系，又能將現實問題轉化為學術問題。學術研究的樂趣，就在這樣的努力中。

學者的自我承擔

        我所理解的學院派，應該有三承擔。
        首先是自我承擔。費孝通先生曾將他和他的老師潘光旦先生做了一個比較，并說了一句很好的話:“我們(費孝通)這一代，比較看重別人怎么評價自己，而老師看重的是對不對得起自己。”搞學術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自己要對得起自己，你的自我生命能不能在學術研究中得到創造、更新，是否有意義、有價值。不要太在乎別人怎么評價自己，更應該不斷追問的，是學術研究跟我的生命有什么關系:它是外在于我的生命的還是內在于我的生命的？能不能在學術中得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這是更重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今天提出來，是有著它的特殊意義的。我們不必回避，學術也可以是一種謀生手段，畢竟像魯迅所說，第一是生存，第二是溫飽，第三才是發展。在我們的現行體制下，在你成為副教授之前，謀生是主要的。我要提的問題，是在生存、溫飽基本解決“以后”，用我們通常的說法，就是達到小康，做到了衣食無虞“以后”，我們應該作怎樣的選擇？
        應該說，現在依然有許多大學教師、學者將學術研究作為謀生的手段，不過，現在的“謀生”要求就更高了，已經不是“一間屋，一本書，一杯茶”，而是幾套房子，豪華享受了。在為數不少的人那里，學術是一個謀取更大更高更多的名和利的工具。這就是我經常所說的，這些人開始的時候，下了一點苦功夫作學術研究，因此也獲得了一些學術成績與相應的學術地位，于是就利用這些學術“老本”，最大限度地獲取最大的利益:政治、經濟、學術的利益。這樣的學術研究的最大利益化，學者自身也利益化，功利化了，整天混跡于官場、商場、娛樂場與名利場，不僅成了魯迅說的“無文的文人”，更成了“無學的學者”。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這些“學者”這樣的選擇，是得到現行體制支持，甚至是鼓勵的:只要你聽話，一切都向你開放，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而且已經制度化了。這就是我在好多場合下，都談到的“新的科舉制度”。總之，就是“請君入甕”，或者叫“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就有了被體制收編的危險。本來，名利之心，人皆有之，只要是以誠實的勞動(包括學術勞動)去獲取名和利，追求生活的享受，這都無可厚非。問題是，這背后有一個陷阱，體制設置的陷阱，當你將獲取名和利，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唯一動力，最高目標，而且這樣的追逐名、利的欲望不加節制，你就必然地被體制收編，最后，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有機組成部分，那你就是“學官”、“學商”、“學霸”，而不是“學者”了。
        我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學術研究對我們自身生命的意義”的問題。在我看來，在我們具有了基本的生存和學術研究的條件以后，就應該從“名韁利鎖”中解脫出來，使我們的學術勞動成為一種“自由勞動”，成為我們內在生命、精神發展的需要。

對學術的自覺承擔

        有一個我經常講的故事，西南聯大躲警報的故事:專攻莊子研究的劉文典教授看到新文學作家沈從文也在往防空洞跑，他勃然大怒，問沈從文:你躲什么警報？我不躲警報，莊子怎么辦？你呢，你有什么理由躲警報？這段故事可能有演繹的成分，但這種狂妄態度的背后有兩個東西，一是把自己的學科看得很重要，以至偏激到完全否認莊子研究之外的新文學創作。二是把自己在學科中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有一種舍我其誰的感覺，這種感覺其實包含了很強的責任感、使命感，也就是自覺承擔。

        季羨林先生在評價北大歷史系教授鄧廣銘的時候，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說研究者是“后死者”。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關系其實是一個“后死者”和“先行者”的關系，尤其當研究對象是一個大家時。什么意思呢？“先行者”對“后死者”是有托付的，就像是“托孤”，“后死者”對“先行者”就有了大責任，大承擔。
        因此，我認為學術研究有幾個境界:首先是你研究他，你講他；其次是你接著講，結合今天的現實，把他沒講完的話，繼續講下去，同時也是對先行者的思考深入一步；第三個境界是接著往下做。以前我不敢說這句話，因為怕別人說我太狂妄，其實，這不是個人的狂妄，這是真正有價值的學術研究的一個必然要求。為什么？因為我是“后死者”，因此我有責任，把“先行者”沒有做完的事情接著往下做。至于我能否達到他們的水平，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就是學術的承擔。而且是自然發生的，也可以說是研究者和他的研究對象產生心靈的對話以后，必然產生的內在的生命沖動:你研究得愈深，就愈會感到它的深遠意義，它的現實存在性，于是，你就忍不住要往下說，往下做，這就是創造性的闡釋、發揮和實踐。這樣，你才“對得起”你的研究對象，那些先行者，同時也才“對得起”自己，因為你在你研究對象的精神創造中加入了自己的創造。其實，我們今天講的“魯迅”，“莊子”，“孔子”，都不只是“周樹人”，“莊周”，“孔丘”個人的創造，而是包括了后來的無數研究者的創造成果，這是一個不斷累積、添加，不斷豐富的“文本”。一切創造性的學術研究是必然要追求這樣的自己的“添加”的。這樣的有學術承擔的研究，才是真正有意義，有價值，并值得你去癡迷的。
        于是，就有了許多“學術動物”。金岳霖先生就把搞哲學研究的叫做“哲學動物”，說即使把他關到監獄里做苦工，他滿腦子想的還是哲學問題。因為他覺得有無數的哲學研究的先行者在背后催促著他，他必須接著往下思考。所謂“哲學動物”就是有“哲學使命感”的一群“哲學呆子”，而且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沒有他們，哲學的生命就完結了。這就是真正的學院派。
        什么是為學術而學術？就是以學術為生命，學術本身就構成生命中自足的存在，不需要加其他什么東西。學術本身就是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這樣的以學術為生命的學者，“讀書，思考，研究，寫作”就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學術已經滲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說時時刻刻都沉浸在學術狀態中。王瑤先生曾對我們講，你不要以為你在做論文的時候才是在做研究，你應該是隨時都處在學術的狀態之中，滿腦子都是學術問題，甚至成為你的近乎本能的反應。我就有兩個習慣。因為我當過中學語文老師，所以有一種本能反應，我走到哪里，看到錯別字和病句就渾身不舒服，恨不得要去改它。還有，就是滿腦子都是學術，任何時候，隨便什么事，都會引起學術的聯想。我現在還保持一個習慣，就是不光每天看報，還剪報。我覺得有價值，就剪下來，這里就有許多學術新人的創造，它會引起你許多的聯想，不僅是個人的研究，也還有整個學科發展的設想。這樣的“自作多情”可能就是一種“職業病”；說好聽一點，就是對學術，對學科發展的自覺承擔；說句大話，就是舍我其誰，要么不搞，搞就要有這個氣概。

對社會的承擔

       再次，就是對社會對歷史的承擔，說更大點，就是對人類的承擔。
       說具體點，就是我們為誰寫作？談到我自己的寫作，我可以很明確地說，我是為中國讀者寫作。現在很多人是為了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而寫作，還有一種就是為評職稱而寫作。我并不否認這兩種寫作的動機，因為作為一個學者，我自己也很重視跟國際的交流，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別人，特別是學術界對你的評價，你也不能完全忽略。但是不能僅僅為了別人的評價而寫作。對我來說，我更愿意為中國的普通讀者而寫作。我的著作不僅僅是給學術界看的，我更希望有普通讀者來看。我有一個最基本的追求，就是學術性和普及性的統一。我不在乎別人說“錢理群你專搞這種普及性讀物，這是浪費精力，自降身份”，我十分重視“小冊子”的寫作，并且引以為豪。為什么？我有三條理由。
        我是研究現代文學的。現代文學本身就有一個傳統，啟蒙主義的傳統。如何把學術的東西轉化成啟蒙資源不容易。對我來說，追求學術性與普及性的統一，這本身就是前面說的“接著往下做”。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是從社會的底層出來的，我在貴州這樣的中國邊緣地區，底層社會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我的學術研究跟我“文革”后期的經歷有直接的關系。所以我一直把我的研究稱為“幸存者的寫作”。我現在有了發言權，我很珍視我的發言權。我的發言不僅僅是為我個人，我對這些犧牲者和沉默的大多數是有責任的。
        促使我為普通讀者寫作，還有一個因素是中國國情。中國人太多，所以雖然讀書人比例小，最后還是有很多人讀書。其實很多學界的人是不讀書的，因為都太忙，我自己也很忙，別人送我的書我一般只是翻一翻，很少能把一本書從頭到尾讀完的。但是在中小城鎮里，就有一批人，是我們的忠實讀者。還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我幾年前做過一個演講，一個人就記住了，并且現在還在讀我的書。我的書他都看，但是有幾本找不到，叫我寄給他。就是有這樣的學術圈外的忠實讀者。所以我寫作時不敢亂寫，原因之一就是害怕他們失望。那些讀者見你的書就買，當然這樣的讀者不會太多，當然也不會太少。這樣的讀者對我的壓力最大，我怕對不起他們，我寫作時腦子里時時想的是這樣一些普通讀者。我的寫作風格與寫作方式受這個影響很大。我的學術著作里盡量避免用學術術語，有比較強烈的感情色彩。這不僅是我個人生命的表達的需要，也是因為考慮到這些對象。
       說到這一步，就談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學院派跟現實的關系問題。
        學院派當然不能脫離現實，但學院派和現實的關系，是有自己的特點的。它要將社會現實問題轉化為學術問題。學院派學者必須具備這種能力。
        學術研究必須和現實生活保持聯系，必須有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常常產生于現實——當然，這個“現實”是寬泛的，不僅是政治、社會現實，更包括思想、文化、學術、經濟、科學發展的現實，等等；而學者在進入研究時又必須和現實拉開距離，進行深度的觀照，學理的探討，理論的概括。這就是說，學院派的研究也是和現實有聯系的，背后是有學者的現實關懷的，用我們今天所討論的話題來說，是對社會現實有承擔的；只是有的學術著作中，這樣的關懷、聯系、承擔，表現得比較明顯，容易被讀者所矚目；有的著作，就比較隱蔽，經過了許多的轉換，讀者不易察覺。特別是一些抽象程度比較高的理論著作，看似和現實無關，其實是更有一種大關懷，是承擔著為時代提供價值理想、思維模式和新的想象力的大使命的，坦白地說，這樣的研究是我更為看重的，這樣的思想家的理論創造，只能心向往之了。這里，就提出了對學院派學者的一個很高的要求，既要對現實有程度不同的關注和敏感，又要具有將現實問題轉換為學術問題、學術課題的眼光、方法、能力與習慣。學院派研究的樂趣，也就在這樣的努力中。

(此內容為作者今年4月在北大的演講，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