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上旬，原北京博奧生物芯片有限責任公司總裁諸學農辦完離職手續，如釋重負地走出奮斗了一年多的公司大門。 他的離職在同行間引起強烈震動。因為這家位于清華西門以西，靠近圓明園南門一棟不起眼的小樓的門前，還掛著另外一塊牌子：“生物芯片北京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在全國只確定設置兩個研究中心(另一個準備給上海生物芯片公司)，北京博奧是半支“國家隊”。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博奧的任何變動似乎總被外界理解為國家生物芯片業發展的晴雨表。
“諸總已經離職。”北京博奧總裁辦公室一工作人員向記者證實，同時稱不知諸的具體去向，也無法與他取得任何聯系。
同時被證實的還有，諸學農總裁職務被生物芯片北京國家工程中心主任程京博士兼任。
去年11月，諸學農還躊躇滿志地對記者說，“博奧目前非常有市場前景的如胎兒診斷芯片和判斷基因缺陷的主動式芯片將陸續于明年作完SDA臨床試驗后，推向市場銷售，這將是筆大收入”，“高新技術產業化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如今才過7個月，誰最先失去了耐心?
有意思的是，在博奧重組萬東的“五年計劃”中，第一年亦即今年的營收為0，第二年卻劇增為1億元人民幣，其后逐年緩慢增長為：1．39億元，1．52億元，1．65億元。
無獨有偶。此前，在生物技術領域，被認為目前國內最好的生物制藥公司深圳科興銷售副總辭職去了成都，沈陽三生的銷售副總也因病離開。據悉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正面臨繼續不斷投資建設和歸還貸款的壓力。一業內人士稱沒有想到年輕的生物芯片不祥之兆也提前到來。
資本困局
生物芯片似乎從一開始就靠肥美的資本喂養著。
北京博奧在生物芯片領域被業內公認為是國內最好的企業之一。2002年6月，美國《財富》雜志將北京評為全球最值得關注的公司之一。
從成立之初博奧就作出種種嘗試，力圖擺脫高新技術產業所必然面臨的資金困局。
到目前為止，博奧公司總注冊資本已達3．46億元人民幣。同時，由于爭取到“生物芯片北京國家工程中心”牌子，意味著國家科技部還將在五年內為其投入近1億元人民幣的研究經費。
但在今年3月1日，北京博奧生物芯片有限責任公司以吸收合并方式對萬東醫療(600055)控股股東北京萬東醫療裝備公司(是北京市醫藥集團的全資子公司)進行重組進入股市。
博奧的一位副總曾對記者透露，“博奧每年虧損近千萬元”。并且由于同時還面臨著占地70畝，總建筑面積25000平米的北京國家生物芯片工程基地巨大投資的壓力，萬東醫療曾以“與博奧門不當戶不對”拒絕重組，最終北京市有關高層一錘定音。而據萬東醫療的有關人士稱，雖然生物芯片的前景不錯，但談經濟效益是不現實的，博奧的產業化也在做，但銷售收入很少，“國內的生物芯征企業一般都是虧損的。”
生物技術業“遠大前程”與“艱難時世”的矛盾同樣在博奧身上難以調和。
連北京博奧都處境如此，其他的可想而知。據稱大部分生物芯片企業已經用完第一批融資。
于是，尋求上市融資或吸引風險投資成為這些老板們近期艱難而又主要的功課。
今年破天荒地獲得中國銀行上海分行1500萬人民幣貸款的上海數康生物科技公司，正在謀劃在香港創業板上市圈錢，彌補研發資金的不足。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取的其上市融資資料稱，上海數康打算由中銀國際主承銷，希望融資6億港幣，其給股東開出的承諾支票是如果順利上市，今年純盈利達到7000萬港幣，但業內人士對此并不樂觀。
馬上拿到國家藥監局(SDA)關于丙型肝炎生物芯片診斷試劑一類證書的深圳益生堂公司也小心翼翼，在這些項目研發領域投了4000萬元后，目前也面臨著1．7萬平方米生物芯片基地、2億總額的投資壓力，盡管此前未向國家要一分錢，現在不得已低頭向銀行貸款，而銀行開出的條件則是：等你拿到新藥證書，我貸給你一個億!
而目前能通過國家藥監局新藥審批的生物芯片，卻寥寥無幾。即使上市，像北京博奧的曲線完成，總與官方的鼎力支持脫不開干系，又有多少企業如此幸運?
產業化難題
即使面臨著巨大的資本壓力，但投身于生物芯片的企業卻并沒有減少，反而呈現日趨增多之勢。據權威人士預計，目前全國不少于50多家。
有人對此尖銳指出，這種一窩蜂現象，是假象繁榮。
“數目太多，規模太小，造成資源大量浪費，如果把這些資源集中起來，創造力會加大，產業化進程也會得到加快”，一業內人士批評說。
其最明顯特征，獲得SDA認證的只有兩家。而沒有認證就不能公開商業化銷售，更不能直接銷往醫院臨床使用。
對于此前眾公司紛紛聲稱推出了某芯片產品，填補了市場空白，并經過專家認證，云云。但實際上，絕大多數還處在送報國家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的復核和檢驗途中。所黨委副書記傅興治先生聲明，“要想獲取SDA批文，必須要走我們這一關。”
7月7日，美國休斯頓大學美籍華人教授高曉蓮回國尋找廠商合作生產生物芯片，在國電衛幾大廠商轉了幾圈后，憂慮地表示，目前國內具有廣闊前程的生物芯片產業化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SDA認證寥寥無幾，怎么商業化？產業化更是句空話”，與高曉蓮教授進行過深層次探討的劉占朱也直言不諱地對記者說。劉曾經是國家經貿委裝備技術司(原科技司)技術促進處處長，他從1997 年就開始關注生物芯片在國內的發展，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與深圳益生堂的合作 ，項目正是由他一手促成。
中國提出生物芯片戰略性產業化并不比國外晚。1997年，國家科委(現國家科技部)在北京香山召開了第80次會議，專門研討生物芯片的發展大計，后來這個被業界稱為“香山會議”的改變了中國生物芯片--當時決定必須搞生物芯片。
1998，工海、南京、深圳等地的生物芯片研發企業陸續涌現，但規模化還是近兩三年的事。
2000年2月29日，程京博士應邀在中南海為國務院辦公廳舉辦的第十次科技講座匯報時，向朱總理提出“發展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生物芯片技術”的建議。于是國家提出生物芯片戰略性產業化的計劃。
但是，到了今天，產業化成了生物芯片的沉重話題。
生物芯片商業化進程之緩慢出乎當政者意料。這是由于生物芯片技術難度很大，生產周期長成本很高，導致難以形成規模，而且即使形成規模，其高度的準確性和安全性也難以把握。美國雖然已經有多個生物芯片上市公司，產品也五花八門，但至今沒有，一家公司的產品獲得美國FDA認證。
目前，全球生物芯片有70％-80％的比率使用在研究與開發上。即使目前在研究開發生物芯片方面全球最具實力的美國 Affymatrix公司，其產品單價非常之高，導致市場推廣舉步維艱。
專家認為，未來生物芯片的最大市場是診斷藥劑的應用領域，而在該領域，價格便宜、成本低的藥物將成為技術主導的關鍵因素。但是，現在一個研究開發用的生物芯片高達上千美元。
整個生物芯片行業承受著巨大壓力。
香港臺灣工商聯董事、畢業于英國倫敦大學的陳自創博土則指出，中國要搞生物技術產業化，存在四大不足；商業化、國際化、融資和人才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風險投資商說：“生物芯片前景廣闊，但我們現在不打算投，怕打水漂。”
被譽稱美國“德州生物科技之父”、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華人生物技術科學家林文杰則寬容地提醒，生物芯片是長線投資，不能急功近利或短炒操作，否則會重蹈網絡泡沫覆轍。
在這種前景下，有人擔心，那些生物芯片公司中有多少還能融到第二桶金，去捱到產業化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