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性分析；中藥與天然藥物質量控制；有機小分子及體內藥物分析；多肽及反義核酸藥物研究與評價

（轉載）以依格斯，凱維斯，藥明康德為例看CRO發展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3-02 12:04:12

以依格斯凱維斯藥明康德為例看CRO發展

（一）

1990年代時，謝燕彬還只是北京朝陽醫院的一名普通大夫，馬克·恩格（Mark Engle）在做著跟制藥完全無關的法律顧問工作，高瞻是拜爾中國區總經理，而李革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留在美國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但他們隨后都發現了全球制藥業新藥研發開始大量外包后出現的商業機會。謝燕彬1996年創立凱維斯；馬克·恩格找到高瞻，新公司取名為依格斯；李革2001年回國后，在無錫成立藥明康德。它們現在已成為中國新興的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合同研究組織）領域的代表。

　　CRO無論是近期還是長遠看來都充滿希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研發成本正逐漸變得讓制藥公司難以承受。1980年代，一種新藥的全球平均研發成本只有2.3億美元，如今已上升至12億美元，禮來制藥的研發專家則預測，到2010年，這一數字還將膨脹到20億美元。如同在軟件業發生的故事一樣，尋找廉價的“實驗室”正成為跨國公司的下一個目標。目前世界上35％的制藥公司都實行外包，英國Antisoma公司預計，到2008年這一數字將上升到47％。

　　中國早已是全球制藥業的“世界工廠”：它一年可生產3061億片片劑、738億粒膠囊劑、63億包顆粒劑，如果把這些片劑一粒粒排列起來，可以在地球的赤道上形成一個寬約0.2米的環形帶。2005年，中國原料藥出口額達79億美元，約占這一領域全球貿易總額的1/4，其中很大部分是為跨國公司進行外包生產（CMO）。但現在，中國希望成為年產值達163億美元的CRO產業的有力競爭者。

　　CRO最早于1980年代出現在美國，20多年來，昆泰（Quintiles）、科文斯（Covance）與MDS Pharma已經成為這一領域的前三名，其中昆泰在全球占有15%的市場份額。支持這些公司蓬勃發展的正是制藥企業對研發資金的巨額投入，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05年美國醫藥公司投入研發的資金總量創歷史最高水平，達380多億美元。

　　亞洲躋身這個舞臺的首要原因是大量便宜的科研資源和人力成本，其中市場較發達和成熟的國家是日本，其次是新加坡和印度。日本最大的CRO公司EPS已于2001年在日本創業板上市，這是一個由中國留學生嚴浩創辦的日本上市公司。

　　中國在這一領域剛剛零星起步。1998年，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SFDA）成立后，頒布了一系列新的藥品管理法規，特別是2003年8月《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的頒布直接激活了CRO市場的發展。

　　最初，依格斯和凱維斯主要依靠為跨國制藥公司提供向中國市場引入新藥時所必需的本土試驗（local trial）業務生存下來。而現在，如藥明康德已開始涉足更上游的研發環節，為制藥公司提供初級的化合物合成服務。

　　低成本毫無疑問是中國優勢之一：中國有大量相對廉價的醫科畢業生；而眾多急需免費藥物的病人和種類繁多的疾病庫則降低了臨床實驗的成本。在美國，幾乎所有的臨床測試都面臨志愿者人數不足的限制。事實上，研究對象的缺乏——而不是通常制藥業抱怨的FDA設置的障礙——才是延緩新藥上市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在中國，這一切都不是問題。

　　大量的選手加入到了這個行業的角逐。在今年7月底舉行的“中國醫藥發展峰會”上，北京醫藥集團和中關村生命科學院等22家單位發起成立了中關村CRO聯盟。上海早在2005年初就成立了上海生物醫藥外包服務基地和上海浦東生物醫藥研發外包服務中心，有望在5年內形成一個年產值超過20億元的生物醫藥產業分支領域。目前，中國大大小小可以做CRO業務的公司在300家以上。

　　而早在中國選手意識到這個行業的潛力之前，來自印度、美國的CRO就已在幾年前介入，他們希望在中國本土的CRO發展起來之前，率先拓展版圖。

　　但事實上，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國外的CRO在中國成功賺到錢。全球著名市場研究顧問公司Frost & Sullivan（中國）醫藥總監蔣松告訴《環球企業家》，中國CRO市場規模現在不到10億美元，雖然每年增長速度達到25%左右，幾乎為全球平均增長速度的2倍，然而國際CRO公司在中國的發展并不如他所期待的那樣順利。

　　現實問題在于，諸如昆泰這樣的公司的操作規則完全按照FDA標準，且只做新藥臨床試驗，而不做仿制藥臨床試驗。而中國現在主要的臨床試驗業務全是為了使仿制藥能夠盡快通過SFDA注冊。這就導致了中國制藥企業既沒有需要，也沒有足夠的資金支付能力來雇用昆泰這樣的CRO為其提供服務。

　　美國最大的非上市CRO公司MPI Research一直在尋求中國的合作伙伴，他們主要為跨國制藥公司從事臨床前研究。其中國首席科學顧問史蒂夫·波特（Steve Porter）對《環球企業家》表示，他們對于SFDA的監管透明度非常擔憂，而醫藥業的腐敗則加深了這種擔憂。毫無疑問，對于大多數外國CRO公司來說，SFDA對這個行業的監管決定了他們的命運。

　　看起來，大量的市場機遇留給了本土的CRO，或者準確地說，是留給了那些能夠迅速達到GLP（良好實驗室標準）和GCP（良好臨床試驗規范）的CRO們。隨著中國被納入全球臨床試驗體系，越來越多價值不菲的全球試驗項目會陸續進入中國，堅守品質的CRO會贏得市場，無法提供大量數據庫和臨床試驗流程管理的CRO會逐漸被淘汰；另一個挑戰在于，尚處于臨床前階段的本土CRO如何逐漸從較低端的化合物合成業務，進入新藥研發最核心的領域。

　　【多重挑戰】

　　陳立實成了在今年7月底舉行的中國醫藥峰會上的最受歡迎的人之一。他是富達國際創業投資有限公司（Fidelity International Ventures）香港辦公室合伙人之一。在發表完他的投資策略演講之后，不斷有制藥企業負責人走上前來，有點羞澀但又躍躍欲試地向他發出尋找目標共同投資的邀約。

　　富達投資在中國選擇了藥明康德作為其投資對象。其選擇標準是，公司團隊中必須擁有卓越的領導力和這個行業的專業才能。接下來才是商業模式。技術、知識產權保護等要素都敵不過領導力和專業的重要性。

　　符合這樣條件的公司并不多，而做出投資決定的大型制藥企業和風險投資商就更少。用陳立實的話說就是：“他們總是滔滔不絕地顯示出他們對你的企業是多么感興趣，不過他們真的也只是顯示出興趣而已。”和富達投資一樣注意到中國新興的CRO企業的投資價值的，還有德克薩斯太平洋集團（Texas Pacific Group），后者選擇了依格斯。

　　中國CRO的投資價值被低估毫不奇怪，在這個目前市場規模只有5億元人民幣的“小市場”里，只有少數公司證明自己具備專業水準和全球化發展的潛力。大多數本土CRO公司缺乏專業性，服務內容主要集中在臨床試驗階段，有的甚至只是起公關公司的作用，提供的臨床試驗資源有時并非真實和可靠的。甚至于，一些幫助制藥企業做臨床試驗的公司，多數情況下只需要在SFDA指定臨床試驗的定點醫院擁有一個非常好的人脈即可。這也是為什么大多數在中國做臨床試驗業務的CRO公司都只有二三十人的規模，基本上是作坊式經營。

　　藥明康德如今已是亞洲最大的臨床前新藥研發外包商，但上述行業現狀讓陳立實認為，藥明康德仍然要時刻應對來自能夠提供更低廉報價的本土同行的競爭。凱維斯CEO謝燕彬回憶說，有段時間里，她不得不經常坐到一個個藥廠老板的辦公桌前，給他們算細賬，試圖說服后者相信，競爭對手如此低的競標價格連一個勉強算是規范的臨床試驗都不太可能。

　　中國面臨的挑戰在于這是個太新的行業，整個中國對此都沒有太多經驗。在監管層面，當新藥做人體臨床試驗時，出于保護中國病人的利益考慮， SFDA對于CRO行業的監管十分小心和謹慎。此外，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則一直是制藥公司擔心的問題之一。

　　這使得中國的CRO企業必須努力向它們的客戶證明，其能夠在中國成功地提供專業和優質的服務，并且能夠保護后者的知識產權。因為一旦臨床試驗中的數據泄露，那么基因藥物的合成者就很容易在試驗階段就開始仿制新藥。

　　在這一領域，印度同樣表現出和軟件外包一樣的全球競爭力。據Frost & Sullivan統計，目前印度單臨床試驗外包市場規模就達到7500萬美元。印度主要的CRO企業有Quintiles Spectral和Siro-Clinpharm等，成長迅速。大量的病患人群、設施良好的專業醫院（多達70萬張病床）、221所醫科大學和大量使用英語的研究者是印度的王牌。印度CRO亦受益于其發達的軟件業。良好的數據庫管理和研發流程管理強化了前者的核心競爭力。

　　“在印度做臨床試驗既快又便宜。”總部在海德拉巴的亞洲臨床試驗公司（Asian Clinical Trials）董事Sudhakar Bangera說，在美國，單個藥物的臨床試驗花費約1.5億美元，而在印度只需要這個數字的 3/5（中國是1/3）。

　　除了成本優勢以外，現在印度CRO行業已經開始走向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依靠品質和效率來吸引跨國制藥公司的外包訂單。印度擁有61家經美國FDA批準的制藥廠，是除美國以外最多的國家。而且，印度目前已經從單純的藥物中間體廉價來源地轉而成為高質量的API（有效藥品成分）來源地及醫藥和生物技術研發地。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印度都將是中國CRO產業最難纏的競爭對手。

（二）

全球試驗　　中國第一家CRO公司凱維斯不再只扮演為跨國公司做“漢化”的角色

　　1990年代中期，曾經是北京朝陽醫院大夫的謝燕彬從北歐留學回來，她最迫切的愿望是，讓有她參與的新藥研發臨床試驗能夠達到國外的專業、規范和準確的水平。然而，她的理想遇到的一個最常見的障礙就是，因為中國制藥企業大多都是生產仿制藥，而這已經被之前的臨床試驗證明是具有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現在只不過是為了再獲得中國藥監局的審批而作的“例行”臨床試驗而已，“結果是，你做得越規范和復雜，你賠得越多。”她對《環球企業家》說。

　　但這并沒有阻止她從1996年起開始投身中國CRO領域。這一年，她成立了中國第一家CRO公司：匯思特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凱維斯的前身）。并于1997年和Kendle國際公司合資，雙方各占50%的股份。

　　在謝燕彬看來，合資帶給凱維斯的不僅是一筆筆的生意，更有價值的是培訓。臨床試驗是一個系統工程，整個團隊必須有序且準確地執行所有程序，將所有臨床研究紀錄在案，并且這些記錄要能夠還原臨床試驗的過程。要做到讓所有標準和細節與世界上的先進水平一致，這需要那些具備相當專業水準的員工密切合作。凱維斯內部的員工都擁有一個獨立賬號，籍此，他們可以登陸到“Kendle網上學院”（Kendle College），這是一個完善的網上大學培訓，各個職位的人必須用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通過自己的專業培訓測試，獲得執業資格。

　　正是這種專業性，讓凱維斯能夠不斷拿到更具挑戰性的外包訂單。它的訂單一部分是幫助國外的制藥公司為注冊而在中國進行的本土試驗，另一部分是幫助中國的一類新藥做臨床試驗。凱維斯慎重地去挑選那些有希望打入海外市場的有潛力的新藥，如果這些藥物能在臨床試驗的時候就能夠達到相當的水準，必然有助于這些新藥通過其他國家藥品監管部門的審批，從而獲得當地市場的銷售權。

　　對于CRO企業來說，檢驗其研發水平的真正考場，莫過于能否參與到跨國制藥公司的全球試驗體系中。今年7月，在Kendle的幫助下，凱維斯終于拿到了第一個全球試驗項目。從商業意義上講，這個臨床試驗在全球范圍內總價值4000萬美元，凱維斯可獲得比本地試驗多得多的利潤；但更重要的是，一旦獲得全球試驗的經驗，即意味著一家公司提供的臨床試驗服務達到了最苛刻的行業標準。后者還意味著，凱維斯將能夠從此開始與全球范圍內的CRO企業競爭，而非僅僅充當跨國制藥公司在中國的新藥報批“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