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 一代人的怕和愛

　　浪漫也是需要土壤的。“80后”的時代，這種土壤已經消失了

　　本刊記者  陳彥煒  發自上海、南京        實習記者  劉星

　　我們都有了個不曾遙想的以后

　　一切從那本英語書開始的

　　那書中的男孩Li Lei

　　身邊的女孩

　　名叫Han Meimei

　　……

　　書中他們的喜與悲

　　書外身后的是與非

　　……

　　有點遺憾

　　Li Lei和Han Meimei

　　誰也未能牽著誰的手

　　一樣的是我們都有了個

　　當初不曾遙想的以后

　　還好Polly它還活著

　　就像我們當年的小美好

　　他永遠都不會老

　　在心底不會飛走

　　——徐譽滕《李雷與韓梅梅之歌》

　　李雷與韓梅梅，是生于1980到1988年間的一代再熟悉不過的人物。他們源自人教社1993年新版初中英語教材，一個頂著小平頭，一個留著齊 耳短發，伴著插圖畫和英式口語灌制的磁帶走進“80后”的青春期，在中考完結之后瞬即銷匿。

　　誰也不曾料想，十幾年后，他們又重回“80后”的視線，并被創作成歌曲，在網絡上瘋狂流傳。感傷的旋律，隱喻的填詞，殘酷的現實與無奈的結局， 勾起了一代人的集體懷舊。

　　當“60后”、“70后”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還在詬病“80后”幼稚、嬌慣、叛逆的時候，當“80后”自身仍未放棄對時尚與新潮不懈追隨的時候， “懷舊”過早地被降臨，“回歸”過早地被渴望。“80后”如此界定自己的懷舊行為：它就是那個已然失落的精神烏托邦。

　　武漢大學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住房、婚戀、競爭壓力、人際關系、父母贍養、個人亞健康狀況、保險保障等，構成了“80后”青年普遍面臨的現 實枷鎖。對于來自中小城市工薪家庭及農村家庭的人而言，上述壓力尤為明顯。

　　殘酷的生態直接對應危險的表征。《中國青年報》針對“青年”問題的樣本分析表明：14%的受訪者出現抑郁癥狀，17%出現焦慮癥狀，12%存在 敵對情緒。2005年，北京聯合大學的程小龍向北京聯大、對外經貿、北京中醫大和北京化工大的“80后”學生發放了200份調查問卷，結果顯示，近1/3 被訪者承認“產生過自殺念頭”。在大城市的“80后”白領，因壓力考慮過自殺的，北京占到12%，上海23%，深圳10%，廣州8%。《中國日報》認為， 自殺已成為這一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而上海的一份醫學研究報告則稱，“處于亞健康狀態的‘80后’白領占到總人數的70%。”

　　1980至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是坐過父輩“28式”單車上學的最后一代；是將喝可口可樂、吃麥當勞當作童年奢侈的最后一代；是狂吃干脆 面，集齊“小浣熊”貼畫兒的最后一代；是看著“葫蘆娃”、“圣斗士”、“七龍珠”直至“灌籃高手”長大的最后一代；是迷戀隨身聽和成摞的港臺歌曲磁帶，墻 上貼滿“四大天王”、“小虎隊”海報的最后一代；是拉過蛔蟲，背過“五講四美”，白天學賴寧、晚上偷打“魂斗羅”和“超級瑪麗”的最后一代。

　　從歷史的維度看，1980年代甚囂塵上的思想文化解放運動，“80后”們僅僅趕上了一點末梢，如同浮光掠影；1990年代興起的重商主義大潮， 他們成為當仁不讓的被動受洗群體；而2000年代產生的撕扯碰撞、顛覆瘋狂、時艱劫難，他們則是必然的承受者、擔當者，抑或逃避者、犧牲者。

　　告別浪漫

　　我那時動機很簡單，就是想讓那些所謂從事教育的大人看看，我們到底是怎么一個狀態。但后來發現其實他們根本不會傾聽我們的真實想法。他們基本上 是與孩子的生活脫節的。

　　……

　　我很難概括自己的個性。我對那些模式化的人格尤為反感，我只是按我喜歡的做而已。我不愿隨大流，我是寫不出那種“啊，我們光榮的大橋”一類的東 西的。

　　——韓寒于2000年

　　有人會指責我，你這么牛逼，為什么不去寫一些實質性內容？那些人所謂實質性內容就是很多社會黑幕嗎？但我覺得他很笨，因為連他都知道不能碰，我 還會傻到去碰嗎？……有一些東西不能寫，你就不要去寫它，因為你寫它沒有意義，你改變不了任何東西。

　　……

　　我想要一個和諧的人生。

　　——韓寒于2010年

　　“80后”這一名詞首先誕生在文學圈。1982年生的恭小兵，初中文化，16歲進監獄，20歲開始接觸互聯網，22歲在臺灣出版繁體單行本小說 《我曾深深愛過誰》。就是他將出生在1980年代的青年寫作者定義為“80后”文人。當然，他始料不及的是，“80后”迅速演化成一個社會人口學概念，被 廣泛采用。

　　民間、媒體和學術界，一度給“80后”狹義地貼上“家境殷實”、“獨生子女”、“自私叛逆”、“嬌生慣養”等標簽。事實上，根據南京大學的一項 統計，“80后”一代城市獨生子女不足1/3，農村不到10%，綜合起來，全國近2億“80后”，獨生子女不到20%。而1980年至1985年出生的 “80后”，直到上高中以前，絕大多數人的家境尚不富裕，農村更有相當的貧困現象；1985后出生的，則貧富差距開始拉大，發達地區涌現出一批“富二 代”。因此，“80后”普遍對輿論臆想的“標簽”表現出不屑，因為“那根本是不負責任的無稽之談”。他們自身又總結、細分出“85前”和“85后”兩代 人，前者承襲1970年代，屬過渡族群；后者緊接1990年代，較多地體現了媒介認為的眾多“特征”。

　　由于長期不能掌控話語權，加之成長年代的變幻萬端，“80后”長期遭受懷疑、指責甚至批判。他們被稱作是“垮掉的一代”、“自私的一代”、“最 沒有責任心的一代”。對此，華東師范大學的陳映芳教授慨嘆道：年輕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被政治社會化的擔當者普遍視為問題，受到非難。

　　一個轉機出現在一場作文比賽。1999年，一場名為“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活動從上海蔓延至全國，吸引了大批“80后”學生參與。這項完全沖破傳 統教育藩籬、無異于離經叛道的活動，第一次讓“80后”找到發表言論、構建話語體系的契機，也讓前輩們開始真正見識到，他們心中“啥也不是”的新青年，究 竟有著怎樣的思索。

　　韓寒、郭敬明等“80后，正是從“新概念”走出來。他們的伯樂、“新概念”創始人、《萌芽》雜志主編趙長天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總結：韓寒之所 以能有所成就，被相當一部分同齡人視作“領袖”，根結還是在于這代人自身存在矛盾與糾結。趙長天說，自己曾在一個電視節目的錄制現場問“80后”的代表： “你們這么喜歡韓寒，是希望自己成為韓寒嗎？”彼時，韓寒的言論被主流視作異類，而其“退學”行為亦被中學老師和家長所唾棄。孩子們這樣回答：“我們贊成 韓寒，但不敢模仿，也不愿模仿。”趙長天一直覺得，“80后”并沒有那么叛逆，否則，韓寒就不會如此扎眼。在現實面前，他們更容易妥協，妥協于升學，妥協 于就業，妥協于房價，甚至妥協于社會。即便是韓寒，今天的他也知道必須要掌握好“尺度”，不越雷池。

　　不止一次地贊美過他們的趙長天，著實喜歡這群孩子。10年來，借文學這面鏡子，他走近過無數“80后”的內心，并持續關注他們的成長。他甚至拿 “80后”與自己這群“50后”比較：“誰沒有叛逆過？誰沒有狂熱過？當年，我們說不考大學就不考了，不要上海戶口，坐上去新疆的火車，我們想著要去建設 邊疆了！這對父母來說，是多大的叛逆和狂熱。”

　　趙長天覺得，“80后”是有帶著時代烙印的種種個性，“這再正常不過”，但更多的，他們還是具有“青年”的一些共性。這一代人體現出的理性與穩 健，甚至超過了他們的父輩、祖輩。“50后是紅衛兵的主力，60后普遍經歷過上山下鄉，70后大玩地下搖滾、行為藝術，后來是出國熱、下海潮；80后轟轟 烈烈的竟然那樣稀少！”

　　從近現代史的發展軌跡來看，經歷最具爆炸性變革的青年一代，“只有五四時期和當下”。前者是出來個“德先生”、“賽先生”，后者則透過互聯網， 到達了全世界。“正因為身處變革漩渦，才會有更大的壓力，才會更加趨向現實，屈服現實，無法浪漫。”

　　這位與文學打了一輩子交道的作家，最后發出一聲嘆息：浪漫也是需要土壤的。“80后”的時代，這種土壤已經消失了。

　　在變老之前遠去

　　夫80后者，初從文，未及義務教育之免費，不逮高等學校之分配，適值擴招，過五關，斬六將，碩博相繼，數年乃成，負債十萬。覓生計，十年無休， 披星戴月，秉燭達旦，蓄十萬。樓市暴漲，不足購房，遂投股市，翌年縮至萬余，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傾其所有，病無果，因欠費被逐院門。醫保曰，不符大病之 條例，拒賠。友憐之，賒三鹿一包，沖而飲，卒。

　　——網上流傳的“80后通史”

　　生于1984年的范繼輝終于下定決心，等到今年的年終獎發完，就逃離北京。2007年畢業后，他像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向往高樓林立、資源聚集的 大都會。他來到北京，成為一名“北漂”，先后在兩大著名網站做編輯，月收入8000元左右，高過大多數同齡人。閑暇時光，會去看場話劇，逛逛獨立書店，或 者到各色展館和創意市集遛彎兒。

　　直到有一天，他發現自己已經過了25歲，買房、結婚、生子，正步步逼近，而北京的房價，已經邁入“三萬元時代”，即便是租金，也位列“亞洲城市 前三”。這是他無法承受的事實。他感到恐懼。在他眼里，“每月工資若能負擔一平米房價”，這種恐懼才有可能銷匿。至于婚戀，他悲觀而又客觀地感覺：“現在 的女孩太現實，沒房沒車，根本不愿意同你在一起。”

　　“房價太高，生活成本太高，上升無望，發展遭遇瓶頸”是范繼輝最終選擇“逃離”的直接動機。他找好了位于老家河北邢臺的一份事業單位工作，月收 入1000多塊。讓他動心的一點在于，憑借其公務員父母的收入，加上自己的積蓄，能立即在當地購房。更重要的是，“回家之后不再孤獨，親情會讓我更有幸福 感。”不像在北京出租屋的晚上，每個漫漫長夜，都只能與網絡、書本“單向度作伴”。

　　不過，直到現在，他仍然相當糾結。家鄉離北京不過4個小時車程，卻完全是兩個世界：物質、精神的貧瘠，資源的稀缺，觀念的滯后，這些都是顯而易 見的縣城生態，與北京無法比擬。“那天，我舅舅開車到北京，拖走了我兩年來淘到的書刊。書走了，看著空蕩蕩的房子，心里很黯然。”他留戀北京的文化氣息和 精神世界，也不排除“如果實在忍受不了，還會再回來。”

　　范繼輝絕不是孤例。伴隨著“蝸居”、“蟻族”等新名詞的出現，“逃離北上廣”的概念又橫亙在“80后”面前。搜狐網2009年底的調查結果顯 示，6萬受訪者中，有82%支持從北京、上海、廣州撤退。而激動網的抽樣調查顯示，1013個樣本中，1/4的人已如范繼輝一樣，開始萌發“逃離北上廣” 的念頭，或者已經邁出了實質性步伐。其中，北京占37%，上海16.3%，廣州24.9%。壓力方面，近9成的上海受訪者感到“壓力巨大”，北京37%， 廣州51.2%。不過，“早已習慣這座城市”的人數，也逼近了50%，相信“北上廣”存在更多發展機會的，占到60.9%。逃離，只是無奈之舉。

　　就在兩個月前，范繼輝看過一部叫《在變老之前遠去》的話劇，主人公馬驊是個白領，選擇在30歲那年離開北京。他說，自己很喜歡這部話劇的名字， “這7個字充滿著一種別樣的理想主義美感，而且也為沉淪在理想中的人找到某種方向。”

　　他有些文藝，但如今不得不融入現實。“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并不是我們小時候或者是在有著蓬勃的心態的時候所向往的那樣，那時我們對生活很篤 定，以為憑借實力，可以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些人妥協了，于是過上平淡而幸福的生活；有些人還沒妥協，在各個角落掙扎。”

　　與范的觀點不同，半年前剛剛離開廣州、回到梅州老家的“80后”江佳偉則將此歸結為這一代人對物質的不可抗拒。他思考了整整一個下午。最終得出 如下結論：“80后”被裹挾到物質大潮后，回到了本能的生活狀態。他們不會觸碰敏感，只會讓自己沉浸在一個物欲所帶來的虛幻的幸福感中。如果物質快感得不 到滿足，只能退回中小城市，來維系和繼續這種滿足和所謂幸福。“他們對思想乏力，所以漸漸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他們對自身乏力，所以漸漸失去了駕馭現實的能 力。”

　　逃離“北上廣”，范繼輝們認為是“80后”一代人的中國夢已然破滅；江佳偉們則認為，那是“80后”一代人的中國夢才真正開始。

　　三十難立

　　到了我就業的時候，我想我會去深圳，最好是去外企，那里將是年輕人的樂土，沒有等級，不會論資排輩，那是值得安放青春的地方。我承認，我輕蔑諸 如機關干部這樣的工作，毫無激情，旱澇保收，清閑安逸，不思進取。

　　——趙雷 2005年接受校報采訪

　　千軍萬馬，真正是天下第一考。我不灰心，不放棄，也許再過幾十天，我就會成為人人艷羨的公務員。從此，我的生活將沒有了恐懼，沒有了漂泊，更不 會動蕩。我也該到成家的時候了。

　　——趙雷  2009年個人微博(http://t.sina.com.cn)

　　趙雷的故事有些折騰。2006年從武漢大學畢業后，他來到仰慕已久的特區深圳，在一家著名IT企業工作，月薪7000元。兩年后，他卻參加了公 務員考試，并經歷了一次慘敗。2009年，他再度報考。而其向往的家鄉國稅局某科室的職位，有1000多人與之競爭，難度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他仍積極備 考并充滿期待，把周末時光都獻給了形形色色的“公務員考試強化班”，如同當年考研考托一般，披星戴月。

　　對比他在2005年和2009年說過的兩段話，無異于天翻地覆。僅僅3年時間，這個生于1982年的湖北人徹底扭轉了人生觀和價值觀。問及報考 公務員、向往“體制內”工作的緣由，他的回答直白而真實：“我覺得自己一無大志，二無貪念，說難聽點就是很容易滿足，對生活缺少追求。”他對“體制內”與 “體制外”的理解是：所有的“體制外”其實都在“體制內”；所有的“體制外”又都存在風險，催生人的恐懼，而“體制內”則恰好相反。

　　趙并不是從“體制外”回歸“體制內”的孤例。根據官方統計，公務員考試近年來持續升溫，2009年，報考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的人數達146萬余 人，比2008年又增加了40余萬，平均報考比例達93：1。而熱門職位的報考比例更是令人咋舌，科技部國際司達4224：1，廈門海關達3443：1， 中國科協為3377：1。在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的10天時間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官方網站的報名系統極其擁堵，幾次出現崩潰，根本無法登錄。

　　而地方省區市直至最基層的公務員崗位，競爭難度也絲毫不遜于中央國家機關。2009年，報考安徽省公務員人數達11萬，甘肅省10萬，江蘇省近 19萬，大部分職位的招錄比例都在幾百比一。

　　剛剛從意大利伯克尼大學學成歸國的金融學碩士陳凱文現在也把外管局、銀監會等作為自己的就業選擇。而他當年出國的理由，是為了能夠更容易地進入 投資銀行、私募、券商等資本運作機構工作。1986年生于貴州銅仁的他覺得，“80后”一代是中國人到達富裕的初級階段，又是上承“1970”，下接 “1990”的過渡階段，還是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變革階段，“沒有經歷過真正的苦難，沒有經歷過真正的較量，所以總害怕失去現有的，害怕不再平靜。”

　　于是，針對“80后”一代熱衷“體制內”的安逸、缺乏冒險精神的行為，不少生于“80”前的知道分子開始按捺不住了：本以為青年是有希望的，常 為新的，未料他們的“奮斗”，也只不過要在被市場喂養長成后，再來分一皿廟堂里的胙肉。

　　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對如今“80后”回歸體制內的行為頗有些興趣。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他說，“當年我們創業的時候，還是被檔案、級別、 戶口折騰得夠嗆的年代，脫離了體制你就感到無比輕松和快樂。根本原因還是那個時候在‘體制內’的人多，到‘體制外’的人少。”馮侖說，這像極了“圍城”， 到了“體制外”多的當下，年輕人反倒對“體制內”趨之若鶩了。“得不到的，永遠是最好的。”

　　馮侖是1977級的大學生，全班48人，如今身在“體制外”的僅8人；趙雷是2002級的大學生，全班50人，“體制內”就業僅2人。

　　“市場經濟環境下，自由就是枷鎖，選擇就是恐懼。大家開始害怕自由，因為不愿承擔責任、承擔壓力。‘體制內’理所當然地成為了‘80后’所假想 的安全島。”馮侖有些同情“80后”，他深感這代人的不易：“我們當年可以推卸責任，把所有的困難推向了單位。現在的年輕人，只能將處境的喜憂歸結為能力 或者運氣，別無他法。”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風笑天倒不認為這是件值得討論的事兒。他覺得，不要去擔心什么，不要去批判什么，甚至都不需要去關注什么。“每一代人在成 長的過程中總會遇到問題。‘80后’垮不了的，他們走個彎路也好，摔個跤也好，選擇這個選擇那個也好，讓他們去。這就是時代，這就是社會啊。”

　　“80后”集體進入社會的這10年，是壅塞著許多大事的10年，它們徑直抑或曲折地波及到局部的每一個個體。謀生的艱難，獨處的抑郁，前途的叵 測茫遠，生態的殘酷猙獰，氤氳散開。

　　江佳偉說，他還沒有相信，就已經開始懷疑。范繼輝說，夢想也許不至于破碎，但終歸是要改變。陳凱文說，我們怕落差，怕邊緣，怕失去，怕卑微；我 們的愛如此盲目、缺乏、虛偽、不深刻、被煽動。這一切將歸結于我們所處的過去和現在。趙雷說，這是最好的時代，因為機會太多，扇扇大門都在敞開；這是最壞 的時代，因為并沒有幾扇門你能夠坦然地走進去，看它的風景。

　　2010年，是“80后”開始邁入30歲的元年。也許，“三十而立”的古話，將會被“三十難立”取代，并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