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生物的安全與民眾參與科技決策

　　農業部最近為兩個轉基因水稻品系頒發生產應用安全證書的過程，加重了關于轉基因糧食安全問題的不安。《中國青年報》2009年12月23日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發放安全證書涉及到“暗箱操作”。也就是說，在涉及到危險的科技產品的過程中，普通民眾根本就不知情，這就關系到民主與技術的關系問題。

　　民主—技術的關系一向是含混不清的，且不說那些引發爭論的關系。民主與技術之間既有共生的一面也有拒斥的一面。現代技術史學家早已清楚地記錄下這種共生而又互動的關系，民主的激情一方面推進技術進步，另一方面又被技術進步所推動。向廣大民眾提供現成的書寫文本的迫切需要促進了印刷機的研制與發展，而印刷機則促進了民眾對宗教和政治諸事務的參與。工業化已與擴大選舉權相適應。電力與先進的通信媒體日益涌現，通過擴大政治的社會基礎成為民主文化的手段。

　　對比之下，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已對技術作過分析，從根本上講，技術本身含有反民主的可能和傾向。這種傾向的通稱就是所謂的專家治國(technocracy)，即由技術精英或技術信息而不是民眾以及技術含量不太復雜的選擇信息來治國。技術精英和信息的力量反映在技術法規的官僚組織的濫飭，如美國的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成立于1927年)，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成立于1934年)，環保署(EPA，成立于1970年)，職業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成立于1971年)，消費品安全委員會(CPSC，成立于1972年)，核能管制委員會(NRC，成立于1975年)，等等。與此同時，政治的社會基礎也得到了拓展，民眾的權力常常受到不易察覺的剝奪。在先進的技術科學(technoscientific)社會中，對以專家知識為基礎的行動的需求，向任何企圖涉足這個社會專門領域的基礎設施──技術決策──的民眾提出了一項基本的挑戰。

　　21世紀下半葉以來，科學技術已經從先前的“小規模”而轉向了“大規模”。由于這場挑戰所涉及的面太廣，使人們易于放棄或拋棄歷史的潮流及其所做出的各種妥協。實際上，在有為的(activist)工程師或科學家當中──他們在社會上通常被認為是技術科學社團中非常盡職盡責的成員──他們有所作為的首要目標常常是某種實質性的但卻是有限的好處(如廢除核武器條約)，而不是一種過程的目標(如在技術和科學中增加民主決策的成分)。在先進的技術科學社會中，民主進程或許是由歷史所提供的一種承諾，但同時也是向社會技術組織提出對抗的一種觀念。對這些克服阻力的基礎和理由的理解程度，是我們唯一使其保持下去的原因所在。

　　另外，民主參與的觀念并非某個人的事或者是件簡單的事。參與的形式多種多樣而且程度各異。例如，對于財大氣粗的資本家(turbo-capitalist)而言，市場經濟的試錯反應本身就是一種參與形式。對于出版和媒體新聞記者來說，媒體暴光與政府對民意的反應是一樣的。將各種民主參與和專家治國(不論其合理恰當與否)相左的形式理清的頭一步，就是更祥盡地調查此類沖突之所以出現的原因。這種融入先進技術社會的民主參與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參與的諸多理由的影響。

　　而農業部頒發轉基因水稻和玉米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是否也涉及到類似的境地呢?我們真要當國際科技大佬們的小白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