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不能盲目跨學科

　　“跨學科”研究本身有其限度

　　首先，借用康德式的提問方式，我們可以問“跨學科研究 如何可能？”康德曾提出了“普遍、必然的知識如何可能”的問題，他之所以提出這樣 的問題，是試圖對達到以上知識（普遍、必然之知識）的條件作出具體的分析。康德的這種分析有其歷史背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不僅數學（包括代數、幾何學）已 經得到較為充分的發展，而且出現了牛頓力學，對康德而言，數學（包括代數、幾何學）以及牛頓力學便是普遍、必然之知識的經典形態。既然普遍必然的知識已經 存在，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分析這種普遍必然的知識是如何可能的（如何形成的）。康德的《純粹理想批判》在某種意義上即是基于已有的、成熟的知識形態，對這種 知識的形成條件作具體的考察。從人文領域跨學科的角度看，現在是否已經出現類似康德所理解的數學、力學這樣成熟的知識形態？我們在這一方面有無為歷史所確 認的研究范本？對這些問題，現在顯然還很難作肯定的回答。跨學科的知識形態要達到類似康德所分析的普遍必然性或比較成熟的形態，可能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這 種背景，同時也從一個方面規定了“跨學科”研究本身的限度。我們無法以獨斷的方式，將“跨學科”作為一種現成的“普遍有效”模式，簡單地推行或強加于一切 研究領域。這里更合理的選擇，是從具體的問題情景出發，探索學科之間聯系或溝通的各種可能方式。

　　同一學科中不同二級學科如何超越與融合

　　在實質的層面上，跨學科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二級學科之間 的溝通。現在，高校的學科分化方式通常有一級學科、二級學科之分。除了文、史、哲 這樣的一級學科區分外，常常面臨的問題是同一個一級學科之中的界限問題。從哲學領域看，作為一級學科，它包含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倫理 學、邏輯學等；就歷史學來說，則有中國史、世界史，而中國史又含涉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世界史包含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等等。對世界的深入把握、 對相關領域的具體理解，無疑需要這些學科之間的貫通。以哲學而言，若局限于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的劃分，而不去思考作為整體的哲學本身的意義，則哲學所具有 的“智慧”的含義就無從體現，因為哲學的內在本性恰恰在于超越知識的界限，把握作為整體的世界。然而，遺憾的是，我們常常看到的，是守著某個二級學科分支 而不及其余的現象，做中國近代史的，往往對中國古代史所知甚少；研究中國史的，對世界史每每很少關心；研究中國哲學的，對西方哲學常常缺乏深入的理解。一 些論者熱衷于談所謂“跨學科”，但對本學科中相關的分支卻未能形成必要的知識背景，其情形如同尚未學會穩步地走路，就試圖參加田徑賽跑。事實上，在學科的 研究中，首先需要打破的是上述壁壘森嚴的二級學科界限。對于學科間的溝通，首先應注意的，也是同一學科中不同二級學科如何超越、如何融合的問題。我們不能 僅僅局限于一個狹義的二級學科分支上，這正是談“跨學科”所需注意的。

　　跨學科不同于無學科

　　從另一方面看，“跨學科”本身應當以一定的學科為依托 和基礎。從學術研究的現實形態來說，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現象是人文研究者的學科素養 往往并不深厚。從事歷史研究的，對本學科的理論、歷史本身常常缺乏扎實的基礎；從事哲學研究的，對哲學的理論、歷史也每每缺乏深入的理解，這種情形既常常 顯現于各種已出版、發表的論著中，也可以從各種層次的學位論文（包括博士學位論文）中看到。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我們不能以跨學科來掩蓋學科訓練的薄 弱。跨學科不同于無學科，如上所述，從古至今，在人文領域，實質意義上各種學科已存在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這些學科中也已形成了十分深厚的學科積累，并構 成了從事各種形式學術研究的出發點，這是今天談跨學科的一個基本前提。學科的溝通必須以良好、扎實的學科訓練為前提，完全脫離一定的學科背景、沒有深厚的 學科基礎，至多只能形成浮光掠影式的表面文章，它們也許可以嘩眾取寵，但卻沒有實質層面的積累意義和建設意義。總之，沒有學科依托和根基的“跨學科”是沒 有學術生命力的，應當避免“凡分皆壞”、“凡合皆好”的簡單化思維趨向，從人文領域來看，學科之“合”（“跨”）不能以否定、消解不同學科為前提，相反， 它應當建立在扎實的學科基礎上。

　　跨學科研究需要轉換和擴展學科視域

　　以上所論，較多地涉及辨析、澄明，其中的看法往往具有 限定的意義。從正面或肯定的意義看，作為一種研究方式，跨學科研究本身首先涉及的 是視域的擴展及轉換問題。每一種學科都有特定的、相對穩定的視域，從事某個學科研究的學者也往往會形成與自身學科相關的視野。在人文領域的研究過程中，如 果能不斷開闊研究視野，既從自身的角度出發，又能旁及其它，就能更深入地推進對相關對象的理解，發現和揭示那些僅僅從單一的學科角度出發所無法發現的東 西。同時，通過學科視域的轉換和擴展，我們還可以獲得更多的研究資源。以哲學研究而言，單純從中國哲學這一學科視域出發，研究的理論資源、角度便受到內在 的局限，如果能夠將視域擴展到西方哲學、哲學原理，則分析與理解對象也就獲得了更為豐富的資源和更多樣的智慧角度。同樣，在歷史研究中如果能同時參之以社 會學、政治學等視域，則對相關對象也常常可以形成新的看法。

　　跨學科意味著不斷擴展知識背景

　　跨學科研究所涉及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知識背景。每一 學科往往有其自身的知識系統，這種系統構成了理解對象、把握對象的背景。與這一事 實相聯系，跨學科意味著不斷擴展自己的知識背景，避免僅僅停留于自身的單一研究背景之中，知識背景的這種擴展對于深化人文研究無疑是必要的，它可以使研究 者將對象放在一個更廣的系統中加以考察，并對相關問題獲得融會貫通的理解。從解釋學的角度看，知識背景同時又構成了研究問題的所謂“前見”，寬廣的知識背 景，總是為更深刻、真切地把握所研究的對象提供了出發點，并引導研究者更內在地切入問題。歷史地看，莊子提出“坐忘”，現象學強調“懸置判斷”、“加括 號”，都包含著消除或限制已有知識經驗對人的影響之意，他們固然看到了既成知識系統對人可能產生的消極作用，但卻忽視了知識背景的限定可以通過知識系統本 身的擴展而不斷超越，而學科之間的聯系，顯然從一個方面為這種擴展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