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與“堅硬”的主權

　　氣候談判已經替代了世界貿易談判，成為各國在全球化進程中平衡自己與其他國家、全球利益的舞臺。主權國家再次獲得了新生的機會。這無疑是對“民族國家終結論”、“主權終結論”的最大諷刺。即便是對全球化鼓吹最起勁的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在氣候問題反而變得極其保守，不愿意在減排比例和承擔國際義務方面做出任何實質性讓步。捍衛國家利益成為其在氣候談判過程中堅持的基本立場。

　　更有意思的是，為了捍衛國家利益，各國在氣候談判過程中極盡合眾連橫之術，紛紛尋找自己的戰略合作伙伴，統一立場，以在談判中獲得更大的優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個已經沿用了半個多世紀的劃分標準正在被悄悄地修改。在以77國集團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成功地達成戰略聯盟之后，發達國家再次表現出熟諳現代外交手腕的能力，通過細化分類的方法，力圖將發展中國家內部割裂出更多的集團，削弱發展中國家的集體談判能力。

　　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以海灣國家為代表的產油國家，部分極端貧困的非洲國家以及在全球氣候變化中受影響最大的小島嶼國家等，按照發達國家的科學標準被區分來看。由于這些國家群體在氣候變化中受影響的領域和程度不同，所以在氣候談判中很容易產生不同的看法，這自然會為發達國家所利用，以增加自己的談判籌碼。尤其是對于后三個國家群體，它們極盡拉攏之能。產油國家與發達國家有著長期的貿易聯系，并且直接受到節約能源的新技術以及清潔能源、生物能源的沖擊。極端貧困國家和小島嶼國家又長期接受發達國家的援助，對于后者有著很強的依賴性。如果這三個國家群體的利益訴求得不到滿足，那么很可能動搖整個發展中國家集團。

　　這三個國家群體現在最需要做的是，衡量提高自身經濟發展能力與接受發達國家援助或保持密切聯系之間的關系。從長期來看，只有自身能力的提高，才能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利益。而隨著更多新興國家加入到國際援助和國際經濟活動中，那么對于發達國家的單一依賴也會減輕。經濟的依附不應該成為氣候依附的前提。

　　實際上，即便是發達國家內部，也存在著明顯的利益沖突。美國與歐洲各國在資源稟賦、經濟結構、消費習慣、政府行為等諸多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美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和消費習慣更是被歐洲人詬病。歐洲各國好在有了協調能力不斷提高的歐盟，才能夠在國際問題上統一立場。但是其內部依然有多種聲音。姑且不論英法德等幾個西歐大國之間長期存在的矛盾，新加盟的東歐國家似乎在這次氣候談判中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對它們來說，經濟增長與減排的矛盾一如新興國家那樣突出。

　　與此前的貿易談判不同，氣候變化談判涉及的群體更加廣泛，因此也會有更多的公民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參與到談判的過程中。因此，哥本哈根將不僅是193 個國家政府代表團的舞臺，也會是活躍的全球公民社會展現自己的舞臺。環境運動是全球公民社會形成的主要推動力。在過去幾十年里，環境議題一直是一個關乎社會正義和全球正義的熱點話題。但是當國家利益牽涉其中的時候，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公民社會組織，即便是所謂的草根組織，也容易站到本國政府的立場上。因為，在這個時候，社會正義找到了國家這個具體的制度載體。可以想象的是，在氣候談判過程中，公民社會組織的國家屬性將得到充分展示，其國家認同也會得到強化，這無疑也是公民社會組織的“民族主義化”。

　　氣候是全球的，人是有國別的。而國家又是維護和實現個人利益，尤其是普通人利益的基本制度單位。所以，全球化的氣候中，主權更“強硬”了，但這是考量全球利益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