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杰院士漫談做人做事做學問

　　

　　李國杰

　　原載：《中國研究生》

　　李國杰 1943年5月生于湖南省邵陽市。196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1981年獲中國科學院工學碩士學位，1985年獲美國普渡大學博士學位。多年來，致力于并行處理、計算機體系結構、人工智能、組合優化等領域的研究。主持研制成功曙光 1號并行計算機，曙光1000大規模并行機，曙光2000、曙光3000超級服務器，領導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制成功龍芯1號通用CPU。199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2002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嚴校長邀請我來做“做人、做事、做學問”的報告，我欣然同意了。同意的原因是我喜歡與年輕人交流，也可以說我有點樂為人師。我有好多稱呼，有人叫我“李所長”，在公司里大家叫我“李總”，我當了5年公司總裁，可我不愛聽別人這么稱呼我。一般的人都叫我“　李　老師”，我高興接受這個稱呼，因為現在我還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　終生　教授，也在北大講過課，當老師還是稱職的。我來寧波開會，沒有充裕的時間準備報告，昨晚花了大概1個小時寫了個提綱，我就按照 “做人、做事、做學問”的講座主題，分三個方面來講。

　　第一，講講“做人”。我把自己成長過程中的經歷以及自己悟到的道理,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的第一個體會是：個人的成功離不開社會的大環境、大形勢。有句老話叫“時勢造英雄”，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國家的方針、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人的命運。用比較時髦的話來說，就是個人價值必須融入到國家的建設事業中去。這話講起來有點空洞，我結合自己的經歷給大家講講。

　　我曾受過兩位偉人的恩惠，一位是劉少奇，一位是鄧小平，得益于他們制定的正確政策。我1960年高中畢業參加高考，那時候高考要考6門課，每門課滿分是 100分，總分600分。我六門課的平均成績是92.6分，按現在的750分折算，我的成績大概相當現在的695分，成績不錯。但我不敢報清華、北大，因為我家庭出身不好，我父親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我報的是北京師范大學天文系，那時候我以為天文系是搞人造衛星什么的，后來才知道實際上是搞歷法等傳統天文學。我讀高中的時候，學校把學生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出身好的，可以就讀外省的重點學校。第二類是中等的，可以進湖南大學、湖南師范大學一類的學校(我是湖南人)。像我這樣屬于第三類，最好也只能考當地的專科院校。因為我的成績很好，所以就分配我去一個當時正在籌辦的大學，叫湖南省農業機械化學院。當時，湖南省準備造拖拉機，需要一批教師，培養造拖拉機的人才。因為學校還沒有建好，就把我們送到湖南大學機械系去代培。1960年冬天，正趕上國家的困難時期，連耕地用的牛都殺了，更不用說造拖拉機。1961年7月，接到通知，由于省農業機械化學院停辦，在湖南大學代培的學生絕大部分要下放提前分配工作，我就被掃地出門了。我實在未曾想到，也不愿意中斷學習，但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被分配到冷水江鋼鐵廠工作，在工廠被作為中專生分到廠內鐵路機務段做機修工。

　　到1962年，我已經當了一年的工人。鋼鐵廠是部隊辦的，廠領導曾是一些團長、師長，他們對我說：“小李啊，你年紀這么輕，在山溝溝里頭，有什么出息，還是考大學去吧!”我就寫信去問，像我這樣的情況，能不能再考大學，得到的答復是可以。但那時離考試只有一個星期了，一門課只能復習一天，我肯定考不到像第一次那么高的分數。1962年，劉少奇主持工作。劉少奇制定的政策是“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北大派到湖南招生的老師是按分數取人的。我的分數雖然比第一次可能少了一些，但還是不錯的，在北大的錄取分數線之內。就這樣，我被錄取到了北大物理系。我至今仍感激那位到湖南來招生的老師，他忠實地執行了當時的政策。“文化大革命”把這條政策作為“修正主義”路線批判，可我卻是沾了這個政策的光。

　　北京大學綠樹成蔭、湖光塔影，環境寧靜。但從1963年起，學校就未安寧過，學“九評”、搞“社教”、“四清”、“五反”，運動一個接一個。1966年6 月，我們從四川參加農村“四清”運動回校，又趕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徹底地停課“鬧革命”了。1968年，我又一次被掃地出門。畢業分配的時候，我們物理系的分配指標是可以和生物系對調的。我先被分到了貴州，后來又調回到湖南邵陽市無線電廠(后改名為邵陽計算機廠)，當了一年的電鍍工。電鍍工的工作，一上午就做完了，下午就開始看計算機方面的書，空余時間還可以搞點技術革新。1974年到1976年，我參加了電子部在清華大學組織的140計算機聯合設計工作，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一些計算機知識。這時，鄧小平開始主持工作，恢復研究生制度。我在偏僻的小城市里，不知道這個情況。等我到北京出差，知道這個情況的時候，已經快開始考試了。我拿不準報哪個專業的研究生，就翻報考指南，看到中國科技大學計算機系招研究生要考物理，就決定報考科大計算機系，20 人取一個，我幸運被錄取了。

　　我這兩次走運，都和國家大形勢有關系。一個是劉少奇制定的“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政策，沒這個政策我是上不了北大的。第二個是鄧小平主持工作后恢復高考，招收研究生。后來派人出國的政策，也是在鄧小平主張下制定的。以前出國是一件很難的事，都是公家派的，要審查你的祖宗三代。1980年，普渡大學　黃鎧　教授來北京講學，要招一名博士研究生。我的導師　夏培肅　先生對我說：“我想推薦你到美國去讀書，你愿不愿去?”當時，我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想法也與現在的學生不大相同。我回答說：“要是兩年左右　能拿個　博士學位就去，如果長了就不想去，我都30多歲了。”我是想年輕的時候不做事，讀書都讀老了。從小學到研究生，到出國留學，我總共讀了26年書。一個人一生有多少時間?所以，我極力想把丟失的時間撈回來。在導師的鼓勵下，我出國用4年時間拿到了博士學位。如果沒有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哪能輪得上我出國，根本沒有這個機會。

　　我從自己的經歷得出結論：一個人的成長與整個環境、國家的大政策有密切的關系。我們國家現在有這么好的形勢，讓大家可以按自己意愿體現自身的價值，真是來之不易啊!不提過去有多少人拋頭顱灑熱血建立新中國，就是新中國建立以后，還有很多人受過很多委屈，走過很多彎路，才有今天的好形勢。所以，大家要特別珍惜現在這個機會，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

　　下面，我講一講對我的成長有影響的古人、今人說過的一些話和做過的一些事。

　　我在讀小學的時候，就受到過一句話的影響。那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話：“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于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是應當這樣渡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這段話，我從小學開始就記在心上了。我的俄文忘得差不多了，唯獨這段話的前面幾句，我還可以用俄語背出來。這段話告訴我們，人的一生不要碌碌無為，不要虛度年華，要有所追求。

　　我在網絡上看到一個故事。有人問陜北放羊的小孩，“你放羊為了什么?”“放羊為了掙錢。”“掙錢為了什么?”“掙錢為了蓋房子，找老婆?”“找老婆干什么?”“生孩子。”“生孩子干什么?”“放羊。”又回來了。同樣的故事，還有海灘上的漁夫版。有追求和沒追求是不一樣的。你可以過一個沒有追求的生活，但有追求的生活就會大不一樣。放羊如果不是完全為了謀生，也可以做成一番大事業。為國家的富強而奮斗是一個事業，為浙江省的富強而奮斗是一個事業，為寧波市的富強而奮斗也是一個事業，哪怕只是為一個單位而奮斗，這也是一個事業。我們不能完全為個人而活，小我和大我要有一個融合。一個人的一生，如果只是為了給自己掙錢，就不會有太大的動力。

　　小時候我寫作文，動不動就說要做祖國的棟梁。我的父親是學教育出身的，他是一個很正直的知識分子，看完我的作文后，他對我說：“你知道什么是棟梁嗎?棟梁一定要是直的，如果是彎的，就做不成棟梁了。一棵樹如果長得不是很直，不是很粗，長出來有點彎，當不了房梁，沒有關系，還可以做犁，或者做牛軛。”牛軛就是牛犁田的時候，掛在脖子上的東西，它的形狀是彎的，直的樹木做不了牛軛。當時，我就傻了，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并因此懂得了一個道理：一個人要有自知之明，要根據自己的才能去做事，不要一味地想著去做棟梁。這些事情在潛移默化中，對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我父親一生的路，可以說走得不是很順。解放前他在師范大學學教育，大學畢業后當中學老師，解放后被派到一個縣的中學當校長。本來還是很受共產黨器重的，反右的時候，他提了一些意見，這些意見現在看來完全可以接受，比如應該發揮老年教師的積極性，應該重視改善農民的生活。但就是因為這兩句話，他付出了20多年的代價。父親話不多，也不怎么管我的學習，不像其他家長整天催著你去做作業，但像剛才講的話，卻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60年，我高中畢業剛滿17歲，當我讀北大的時候，已經19歲了，比班上多數同學大一歲。所以，我特別珍惜在北大讀書的機會。我在我床邊的墻上，貼上自己畫的一盞窗口內的桐油燈，底下寫了一行字：“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這是我的真心話。在北大期間，我覺得我確實比別人付出了更多的勞動。我在北大讀了六年半書，只回了兩次家，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沒錢。很多知識分子都有午睡的習慣，大部分同學中午要回宿舍睡覺。大學幾年，我中午從不午睡，基本是在報刊雜志閱覽室渡過的。當時北大有個第五閱覽室，里面都是一些雜志。北大還有間小書店，因為沒錢買書，很多書我都是站在書店里看完的，好幾次　都被　老師碰上。

　　我是喜歡看書的人，文學、歷史、經濟、哲學等方面的書，我都看了不少。理工專業的學生多讀些文科方面的經典著作是有益的。《紅樓夢》大家都讀過，各人的理解可能不同。毛主席對《紅樓夢》有過評價，說《紅樓夢》的主題就是“好了歌”。 “好了歌”我還能背下來：“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好了歌”確實令人深思，但我和別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樣。多數人是從消極的方面來解讀，我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它與“淡泊明志”的思想有關系，就是不要太看重金錢、功名、美女等。這點對我的一生都有影響。

　　還有兩幅對聯。一幅是林則徐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這幅對聯包含很值得深思的道理。越能包容，心胸就越寬闊;你沒有過分的欲望，就可以成為一個很剛強的人。我們計算所曾經開展過“擴胸運動”，就是這個意思。還有一幅，是諸葛亮的“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我寫給工程院的院士自述文章，題目就是“寧靜而致遠”，這不是裝出來的。我有一位大學同學，在合肥工作，有一天晚上，我住在他家里，聊起過去的事情。他問我：“李國杰，你現在追求的是什么?”我說：“我現在追求寧靜。”他聽了之后，一愣，然后說：“這是最高境界了。”“寧靜”是什么概念?當時，我是曙光公司的董事長兼總裁。上午要見公司的經理，談生意，下午要找研究生談話，寫論文、做學問。一天下來非常疲憊，只有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我才感到比較寧靜，可以看自己喜歡的書，做自己喜歡的事。我從心底就不喜歡進歌舞廳、請吃請喝拉關系什么的。很多人把它當樂趣，我卻感到非常痛苦。所以，當了5年總裁，我就不當了。回到計算所之后，我非常坦然，非常高興。不是說我沒有本事，現在公司已經上市，還在不斷壯大，很多年輕人也起來了。這里面有一個個人愛好問題，我對生意場上的應酬就是不太感興趣。

　　我們計算所每年有一批博士生、碩士生畢業，在畢業典禮上，我每年都要講話。我經常要引用陳毅元帥寫給他兒子的詩里的兩句話，“應知天地寬，何處無風云?應知山水遠，到處有不平。”為什么要講這兩句話?現在社會上，有很多不好的現象。我們對社會，應該要有自己正確的看法。社會在向前發展，有“風云”、有“不平”是常事。在他們走向社會之前，先給他們打一支預防針，要他們知道走上社會之后，會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要學會正確對待。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經常用的有兩句話。一句是“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那時候，經歷的事情太多了，因此現在我能應對各種事情，能識別一個正直的人。另外一句是，“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而風力益增其怒號。”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人做事的過程中，如果完全是一帆風順的，他的力量會變小，而遇到一些困難，反而會使他更加有力量。我經常跟我的學生講，人才是逼出來的。我們計算所的“基本法”中也講到困境出人才。我們做曙光機、“龍芯”CPU，都是在別人認為不可能的情況下做出來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經歷了一些你們未經歷的事情。紅衛兵大串聯時坐火車不要錢，一節火車108個座位，坐了200多人。我沒坐火車，而是10來個人，打了個小旗子，從北京走路走到延安，一共走了50多天。中間每隔一兩天就要做宣傳，做調查采訪。真正走的時候，一天要走100多里地。在步行串聯的過程中，我發現了很多我原來從不知道的事情。我們到了狼牙山、延安，發現越是革命老區越是窮。那些地方的農民，一天工作下來，只能掙到8分錢。我們走了2個月，連一點油水都沒沾過。這還不算什么，主要是我們碰到的一些社會上的情況，對我們刺激非常大。過了黃河以后，到了一個縣城，叫瓦窯堡，我們進了瓦窯堡的一個煤礦。小時候，我看過一個電影叫《燎原》，對礦工的生活記憶猶新，總覺得礦工是最悲慘的。我們去的那個煤礦，里面連支撐的木頭都沒有，整個煤層只有1 米厚，在里面根本沒法坐起來，只能爬。當地政府的政策是挖出煤來就有工資，挖出石頭不給錢，所以坑道越挖越窄。那還是國營的煤礦，況且已經解放20年了。當時，我們就把縣長請來了，請他和我們一起下一趟煤窯，讓他親自體驗一下工人們的生活。工人們非常感激地說，這么多年來，還沒有一個縣太爺來看過他們。走過這些地方以后，你就會深刻地感受到，在中國這塊有5000多年文明歷史的土地上，我們的農民、工人的生活，還是非常貧困。一路走來，我感到一種深深的震撼。

　　我在美國讀博士的時候，產生了一個非常強烈的疑問：我們中華民族有5000年的歷史，我們那么辛苦地工作，為什么還趕不上人家只有200多年歷史的美國?有的人會因此而產生逃避的心理：我為什么要去過這種日子，干脆跑到美國去好了。但也有一些人不是這樣的，他們看到這種情況，會產生一種責任感，覺得自己有責任讓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過上更好的日子。我覺得自己屬于后一種人。我在美國的時候，總想著自己能早點回來，想著讓自己的國家能夠變得更好一點。每個朝代總有一些人有憂國憂民之心，這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

　　以上講“做人”，下面講講“做事”，“做事”講兩點，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有拼搏精神。

　　做事，一定要有自信心。我要在“自信心”前加個定語，就是要有“自知之明”的自信心。為什么還要加個定語呢?我在計算所當所長的時候，經常接到一些很有“自信心”的人的來信，說他們發明了這個發明了那個，非常執著，和愛人離婚了，房子也賣了，還要繼續干。其中有很多人缺乏自知之明。但現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沒有把事干成，不是因為自信過頭，而是因為沒有自信。我們做“龍芯”芯片，網上有人講，美國人幾十億的投入，有幾萬人在做芯片，你們才投了幾千萬，只是幾十個人在做，你們也想做芯片?不過只是玩家家而已嘛。這些人就是沒有自信，認為通用CPU中國人不可能做得出來。按這個邏輯，無法想象當年我們怎么能用小米加步槍打敗飛機加大炮。我們不能跪著做事，基本條件是要先站起來。但是非常遺憾，有很多人現在還是跪著的。幾年前，我參觀上海市的一個飛機設計所。所里有個大的展覽廳，進門的地方有幅非常醒目的題詞，這是我們工程院的院長宋健題的。一般的題詞都喜歡講好話，惟獨這個題詞，我看了以后感到震驚，他題的是“站起來吧”四個字。后來，宋院長在工程院院士大會上也講過這件事。他認為我們國家的飛機搞了50年，還是大量地買“波音”飛機，造不出我們自己的大飛機，就是因為我們沒站起來。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

　　自信心不光是對個人能力的自信，更重要的是要有對國家的自信。在《文明的沖突》這本書中，提到1820年前后，中國的GDP占世界GDP總值的32%。我是全國人大代表，在人大會議討論的時候，我發言時講了這個統計數據。有人問我，這個數據是否有根據?我說這個數據是從書上看到的，根據當時人們使用的勞動工具，比如鐵器、紡織工具等，以及國外的有關貿易統計資料，經過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得出的。不管怎樣，世界上都承認，當時中國占世界1/4—1/3的產量，但后來就不行了。現在國外一些權威的經濟學家都預測，大概到2050年左右，中國的GDP又會恢復到1820年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在風光 200年之后，將衰落下去，到那時，現在所謂 “七強” 的GDP加起來，占世界GDP的比例可能又會回到1820年的水平。

　　在建立自信心這個問題上，我們應學習兩位偉人。一位是毛澤東，他在年青時就講過一句話，“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所以，無論日本人還是國民黨，他都不怕。現在，我們也得要有這種自信心。另一位是馬克思。英國劍橋大學在2000年底，做了一個民意測驗，調查大家認為“誰是上個一千年中最偉大的思想家”，投票結果第一名是卡爾·馬克思，第二名是愛因斯坦。后來，BBC電臺對所有西方國家做同樣的調查，結果仍然第一名是卡爾·馬克思，第二名是愛因斯坦。你們可能認為對西方人來說，馬克思是他們的敵人，會覺得這個結果很奇怪，其實外國人是敬仰馬克思的。馬克思幫了資本主義一個很大的忙。他在他的學說里頭，為資本主義開了三套藥方：第一實行累進所得稅，第二實行遺產稅，第三實行對工人的失業補助。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才可以延續到現在，還沒垮臺。當然這個觀點還有爭議，但不管怎么說，資本主義國家是非常尊重馬克思的。我在普渡大學讀書的時候，發現學生可以選修一門課叫Marxism，就是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學。了解西方人民對馬克思的崇敬可以增強我們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自信心。

　　有自信心是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前提，我們研制成功曙光機就是一個例子。我那時剛從美國回來，出國之前我研制過計算機，回國的時候已經在國外發表過很多計算機方面的文章。當時，我擔任了智能中心主任，主要任務就是研制高性能計算機。開始我花了近兩年時間找合作伙伴，沒找到。有人說，找什么合作伙伴，把錢給我，我給你造出來就完了。我們沒那么做，找了一批年輕的學生，大多數都沒有造過機器，都是搞應用的一些人，像現在計算所副所長樊建平，以前是搞計算機輔助漢字字型設計的。如果我當時有一點猶豫，機器肯定造不出來。經過一、兩年的準備，主要是分析UNIX操作系統源碼，國家智能機中心在1992年3月11日開了個誓師會。會上我非常明確地講，我們要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隊到美國去，并不是進美國的企業，而是到那邊租間房子來住，研制曙光一號并行機，因為美國大環境比國內好。我斬釘截鐵地對他們說：“派你們去，就相信你們一定能把機器造出來。”我看到他們的眼里含著淚光。我的一個學生對我說：“李老師，如果我們不把機器造出來，就沒臉見江東父老。”他們就是懷著這樣一種心情出去的。我去美國看過他們好幾次，他們租了美國的一間民房，在地上擺兩個床，在客廳里擺個電腦搞設計。每天基本上工作十五、六個小時，也不太出去，困了就躺一下，醒了繼續搞設計。不到一年，他們就把機器設計出來了。當年做完“曙光一號”的時候，當時的科委主任宋健到智能中心視察，給我們做了一次激動人心的講話，至今我仍記憶猶新。他說“黃埔軍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三個月或六個月的培訓，培訓完了，出去就可以當個團長、師長。，你們這些人都干了一、兩年了，你們還不可以殺出一條血路來嗎?像當年劉、鄧大軍一樣沖殺出去，你們就是新世紀的黃埔軍校嘛。”當時，我們這些人就熱血沸騰，憑著這么一股熱情辦了一個曙光公司。我想，這一點上，就體現出干事情，就必須要有很強的自信心。

　　我們做“龍芯”時，也面臨這個情況。當時計算所的人大多是做計算機的，真正懂芯片設計的人并不太多。因此，當時幾乎沒有人認為計算所能造出通用CPU來。誰領頭干這個事呢?當時也有些猶豫，開始想找一些有點經驗的老同志。這時候跳出一個人來，一個30歲出頭的研究員，叫胡偉武，中國科大畢業的。當時，他跑到科大，發現他讀書的時候用一個個小元件堆出來的8086印制版還在，感慨萬千。他信誓旦旦地打電話回來說：“如果我不把龍芯一號造出來，我提頭來見。” 你說這樣一個敢拿生命來做擔保的人，你能不相信他?這不是開玩笑，他確實有這種激情。所以，我們就把任務交給他了。他當時帶了一隊人，有許多還是學生。有人覺得很奇怪，這么一支沒有做過CPU的年輕隊伍怎么可能造出芯片來。其實，他們對CPU的工作原理有非常深入的理解。除了他們的技術積累外，他們的自信心和拼搏激情是獲得成功的保證。他們的信心和我后面要講的拼搏精神是有必然聯系的。當年智能中心開誓師會時，我叫人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字：“人生能有幾回搏”，這是容國團的一句名言。后來，做“龍芯”芯片的時候，胡偉武他們又把這這幾個字貼在墻上。實際上，做“曙光”和“龍芯”不是一隊人馬，但是這種拼搏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我體會到，艱苦奮斗不完全體現在生活上，主要體現在思想上，這里面有一種敢于闖關敢于奮斗的思想。當年科技部高技術司司長，后來調到聯合國去當科技參贊的冀復生，是一直看著我們成長的。他去聯合國之前，做了一個背靠背的調查，沒有找我們，而是找曙光的用戶，采訪他們對曙光的看法，最后他寫了一個報告，報告上有一段話使我很感動。他說“曙光”這支隊伍，很像蘆溝橋事變后奮勇抗日的十九路軍。最近，冀司長要回來了，他寫了一封信給智能中心，這封信又使我們很受鼓舞。他說，他當年在國內的時候，作為高技術司司長，看到我們這批人在搞曙光機，當時的感受就像在岸邊看著紅軍搶奪盧定橋的時候一樣。現在雖然不用打仗了，但在高科技領域，像盧定橋一樣的陣地還等著我們去奪取。你們可以去看一下胡偉武寫的兩篇文章，一篇叫做《我們的CPU》，另一篇叫做《我們的“龍芯一號”》，計算所的網站上能找到。許多人看了以后都熱淚盈眶，因為他的文章寫得非常真實，他就講他自己怎么去做這個芯片。后來這片文章被貼到美國MIT大學的BBS上去了，那是一個英文版的全世界留學生的BBS，自從他的文章貼上去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大家都用中文寫了。有的人說，這個東西也沒什么了不起，胡偉武就跟他叫板，說“就算是MIT里的博士，如果能在一個學期里做出龍芯一號芯片里的某個部分，我就給你發獎金”。龍芯一號的研制真是令人感動。當你早上8點鐘上班的時候，看到有些工作人員手里拿著鼠標，坐在屏幕前面，屏幕開著，但人已經睡著了。看到這種場景硬漢子也會流下熱淚。沒有一種拼搏精神，就沒有“龍芯”今天的成果。所以說，我覺得我們做事情要有兩點，第一要有自信心，第二要有拼搏精神。

　　下面，我講講關于做學問的事情。講三點做學問的體會。

　　第一點，我想問問大家，做學問如果想要成功，你們認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天賦?是勤奮?是耐心?是執著的追求?是團隊精神?是好奇心?或是激情?(聽眾回答有勤奮、激情、執著追求等。)和你們的看法不同，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認為最重要的是好奇心。作為理科學生，尤其是做基礎研究的，好奇心或者叫童心是極為重要的。我想講講我小時候與計算機、人工智能的一點緣分。我讀初中的時候，我們市中心有個小閱覽室，我常去看書。我曾在那里借閱了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舊書，書頁都泛黃了，我記得書名叫《科學概論》。書中講到一有趣的故事，講的是很久以前埃及有個殘暴的國王，他每天都要殺一個人，殺人之前要被殺者講一句話，如果講的是真話就要被砍頭，如果說假話就要被絞死。一句話非真即假，因此沒人能逃脫被殺的命運。然而有一個聰明人，他講了一句話：“我是被絞死的。”國王拿他沒辦法，因為如果砍頭，他講的就是假話了，講假話應絞死他，但真絞死他，他講的話又變成真話了，砍頭也不行絞死也不行，只好把他放了。這個故事講的是“數理邏輯”，我看了以后覺得太神奇了，我就想將來長大了一定要研究這門學問。后來我幾經波折終于還是做計算機與人工智能研究工作，和數理邏輯有很密切的關系。所以，我認為小時候的興趣好奇可能會受用一輩子。錢偉長有一篇文章講，大學畢業的時候不要帶著你的成績單出去，要帶著一大堆問號出去。我覺得他講的話很有道理，沒有好奇心就不可能有一大堆問號。愛因斯坦晚年有一部文集，里面說到教育就是把老師課堂上教你的東西全都忘掉，剩下的東西就是教育給你的。說的是一樣的道理，告訴你不光要學知識，更要培養發現問題的本事。

　　第二點，做學問要學會選題。記得幾年前，我在《科技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講技術創新的關鍵在于選題，我的觀點是對計算機研究而言，選擇做什么比知道怎么做更重要。寫這篇文章時，我想起我和我朋友的一次對話。我有一位老同學，叫李凱，在普林斯頓大學當教授，他可能是我們國家留學生中在計算機界比較有名氣的一個了。我問他，“學計算機的人和學數學、物理的人是不是需要不一樣的智商?如果你要招學生，是希望招很聰明的還是招不怎么聰明但很有耐心的?學計算機的人是不是要求更有耐心?”討論這個問題的起因是當時普渡大學對大學里學計算機的優秀學生做過一個調查，調查結果出人意料：跟他什么時候開始玩計算機無關，而是跟他中小學的數學和語文成績有關。因為計算機是講邏輯的，學好語文可以得到邏輯訓練。李凱認為學任何學科都要耐心，有耐心不是計算機人才的主要特點。他說，“做計算機研究，最大的本事不是找答案，而是找問題。”當年日本人研究五代機，美國計算機專家就問，“如果五代機是答案，那么它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這是批評日本科學家沒有找到需要解決的問題。做技術研究一定要問研究的動機(motivation)是什么?究竟想解決什么問題?不能僅僅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而研究。中國的科研成果轉化率不高，常常有人問為什么我們學校的科研成果轉化不出去。其實，原因很簡單，許多所謂研究根本就不應當做，一開始就沒找準要解決的問題。計算機研究不同于陳景潤搞的數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問題是早就有的，只要做出答案就是大數學家，計算機研究做出大貢獻的科學家靠的是發現問題。搞工程科學的人，不僅要有好奇心，還要關注你的動機，關注要解決什么問題，千萬不要為寫論文而做研究，不要為職稱而做研究，不要把這些事情看得太重。

　　最后，我給在座的要寫論文的同學一個判斷論文好壞的標準。標準之一就是在你的論文寫作過程中有沒有一個茶飯不思的階段。如果你的論文是一帆風順而成的，想必你的論文水平不太高。研究的過程中總要走一段彎路，如果知道這段路怎么走就不是研究了。這就相當于王國維在《人間詩話》里引用的一段話：“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就是我剛才講的發現問題;再就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那個時候你就茶飯不思，睡不著覺，吃不下飯。最后才是“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柵處”，那就是經過一段痛苦的探索之后突然靈機一動，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或思路。如果你有這個體會的話，你的論文就可能是好論文!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