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要多高的智商？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10-02 14:05:07/ 個人分類：大學生

如今發達國家迅速白領化，上大學的人在適齡青年中快成了大多數，甚至有大學義務教育化的趨勢。比如，在麻薩諸塞州，就正在討論是否提供免費大學教育（主要是兩年制的社區學院）的問題。

大學的普及意味著文化的提高。不過，這種提高，可能降低大學本身的層次：從知識精英的殿堂，變成了大眾教育機構。這樣的大學還叫大學嗎？大學在大眾化中能夠維持過去那種精英教育的質量嗎？更重要的問題是，真是有那么多人都適合或者需要上大學嗎？

2007年《華爾街日報》連續發表了三篇文章尖銳地提出了這些問題。此文的作者不是常人，而是1994年出版了轟動一時的智商研究名著《鐘曲線：在美國社會中的智力和階層》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

《鐘曲線》是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跨學科研究。其基本論題非常清晰：在當今的美國社會，智能最優異的進最好的大學，智能低下的則沉入社會下層。過去你在社會中的地位是由家庭背景、經濟條件等外在因素決定的。如今則是由你自己的智力決定。智商和犯罪率、失業率、福利、兒童教育、貧困等等都有顯而易見的統計學上的相關性，必須認真面對。該書還進一步根據心理學上的研究，得出亞裔的智商比白人略高，黑人的智商則明顯偏低的結論，驚世駭俗，被自由派斥為是種族主義。乃至作者不論走到哪里講演，都被抗議者包圍，甚至有大動拳腳的場景。

此書的兩個作者，一是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Richard J. Herrnstein，一是美國企業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社會學家Charles Murray。可惜，主要作者Richard J. Herrnstein在書出版那年就去世了。他是聲譽甚高的職業心理學家。許多心理學家對此書提出的學術性挑戰，他都無法回應。另一位作者Charles Murray接受的是社會學的訓練，最多不過是心理學“票友”，不具備和職業心理學家論戰的資格，也只能根據Richard J. Herrnstein的基本理論，在智商研究的社會意義上和公眾打口水仗。不過，這場口水仗的意義非凡，突顯了美國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基本社會理念。自由派認為：貧困是社會不公正的結果，只要消除了這種不公正，貧困就會基本消失。保守派則認為：社會的不公正固然存在，但貧困和貧困者本身的文化行為也有相當的關系。《鐘曲線》則走得更遠：貧困本身，也許和智商有關系。比如黑人享受了這么多社會政策上的照顧，其經濟地位、教育水平仍然很低。這大概和他們的智商偏低也有關系。想想不久前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因為說了類似的話被迫道歉的事情，就知道《鐘曲線》犯了多大的忌諱。

這次Charles Murray出來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長篇大論，還是演繹智商理論的社會意義。當今最流行的思想是，大學教育是縮小貧富分化最有力的工具。給年輕人提供大學教育，是對未來最好的投資。越多的人上大學，社會就越平等、越有希望。Charles Murray則反唇相譏：智商決定了有的人是上大學的料，有的人不是。把不是上大學的料塞進大學，就好象用劣質金屬造精密機械，只會造成巨大的浪費。

Charles Murray要人們面對一個基本事實：有一半孩子的智商是在平均線以下的。這個平均線是100。你低于此線，就屬于智商偏低的50%的人口，高于此線，就屬于智商偏高的50%的人口。不過，大部分人口的智商，都集中在100這條線的周圍。假設一個女孩子的智商是135，那就是人口中百分之一的頂尖聰明人了。她如果英語課的成績僅僅是Ｃ，那就叫潛力沒有發揮出來。如果教育者對之悉心調教，她的學業會有驚人的長進。坐在她身后的一位男孩，考試得了個Ｄ，但他的智商在４９％這道線上，略低于50%的平均線。我們可以多教他一些詞匯，多給他作一些練習。但是，他不可能再往前走多遠。不要指望他會成為個作家或者工程師。如果用股市的原則來分析教育投資，你把錢投在前面那位智商高女孩子身上，效益就可能翻出本金幾十倍；如果把錢投在后面那位智商低的男孩身上，就可能連本兒也都要賠進去。

為什么這么說？現有的研究證明：智商主要是由先天的基因所決定的。現在沒有人知道怎么能夠提高智商。人工的干預和開發，只能短時間內把智商提高七、八點。但是，一旦這種干預和開發停止，這些“提高”了的智商很快就會跌回去。2005年，“全美教育進步估價”機構報告說，有36%的四年級學生的閱讀水準低于該機構的基本水準，說明教育出現了很大問題。Charles Murray則指出，四年級孩子智商低于９５的，正好有36%。這主要不是教育問題，而是人的天生條件問題，不必大驚小怪。

在Charles Murray看來，一般智商水準的人，努力學習后能夠體面地完成高中學業，再往前走就非常困難。這在自然科學上最明顯。平均智商的人到大學學自然科學根本跟不上課。據說當年有位俄羅斯的量子物理學家講完課，一位學生跑過來抱怨：“教授，我怎么還是搞不懂。”那位量子物理學家不動聲色地說：“量子物理學不是誰都能懂的。”我剛來美國時的一位英文老師向我們訴苦：她念大學的女兒數學不過關，跑到數學教授那里問究竟。那教授則說：“有人學得會，有人學不會。”智商低，在數理上一籌莫展。文科則似乎好對付些。比如一個智商為100的學生，上經濟學入門也能跟著讀書考試；但這大多似懂非懂，只能靠死記硬背蒙混過關，并無法掌握經濟學的真髓。在我看來，低智商的人在文科中碰到的問題，是提不起興趣，不理解也無法感受到一個很“不實際”的問題為什么那么重要。 Charles Murray的結論是：一個人讀大學，智商低于110就很成問題，而這種智商人口中只有25%才能達到。如果你要在大學表現出色，就得至少要115的智商，也就是人口中15%的頂尖水平。如今美國的現實是，45%以上的高中畢業生進四年制大學，考慮到高中輟學的因素，大約40%的適齡青年在大學讀書。這樣，大學生智商的準入水平就降到了104。

以104的智商接受給110甚至115的智商的人準備的高等教育，就改變了大學的性質。當今許多大學生、甚至也許是大多數大學生，到校園來尋找大學并不提供的東西。你很難想象一個智商略高于平均線的人會對柏拉圖產生興趣。這也難怪，這樣的學生們上課沒精打采，只會對“實際”的課程感興趣，比如財會等等。他們的存在，在大學中創造了對實用課程的強大需求；一些抽象的、理論性的課程則無人問津。大學象個學徒的作坊，而不再是坐而論道的地方。

如果你在哈佛、耶魯教書，當然不會感受到這樣的變化。因為到那里讀書的學生，都是智力頂尖的。但是，到草根的小學校教書，則不時要碰到低智商帶來的問題。比如，我所在的Suffolk大學是個地方的私立學校，現在一年學費兩萬五千美元，不是個便宜的地方，按說應該保持相當的質量。但是，我第一年教書時，開學第一堂課就面對一個歪戴著帽子、懶洋洋地靠在前排椅子上的學生的提問：“我是學商務的。我就是想賺錢。我為什么要學歷史？你能教我賺錢嗎？”其實，這樣的學生占了班里的絕大多數。我對他們很同情，也掙扎了兩三年，試圖想他們證明：成功的人，需要一些人文學科的基本訓練。到美國各大學一看就明白，越是水平高的學校，學生的興趣就越抽象、越“沒用”。比如，歷史就是耶魯最流行的專業。可是，我講也白講。班上幾個智商高的學生，會頻頻提出尖銳復雜的問題。但是，大多數人，根本不理解中世紀的威尼斯和他們有多大關系。讓他們學這些，實在是趕鴨子上架，免為其難了。

這并不是說智商低的人不配享受良好的教育。相反，社會有責任給他們提供教育機會，只是必須因材施教。Charles Murray提出，這些智商達不到110或115的學生，應該接受兩年制的社區學院的教育，不要擠到四年制的大學中來。這些人，通過文字這種過于抽象的媒介來接受知識很慢，但可以通過音響和圖像來模仿，可以跟著師傅迅速掌握某些具體的技藝。他們對超出自己直接生活經驗的東西很難產生興趣，但對身邊具體的生活經驗卻很能領悟。比如，木匠、泥瓦匠、管道工、電工、油漆匠等等，在當今的白領社會仍然有大量的需求。一個好的木匠，一年能掙十幾萬美元。許多所謂低智商的人，在木匠這行比高智商的人也許還靈巧多了。不讓他們進技工學校學木匠，趕著他們進四年制大學不知所云地讀柏拉圖、中世紀史，受這么大罪花這么多錢，最后畢業連個四萬的工作也找不到，這豈不是誤人子弟？

大學的這種困境，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的一個難局。以基督教和民主制度為基礎的西方文明，把平等視為社會的基本價值。如今男女平等、種族平等都成了政治正確的話語，更不要說階層平等了。但是，人的智商卻從來不是平等的。這種不平等，又會帶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后果，無法對之視而不見。當今高等教育的普及，多少是建立在這種對智商因素無視的的基礎上的。放眼世界，美國的高等教育之所以還在全球領先，一大原因就是大學還強調競爭性，在全民性這條道路上走得還不是太遠。美國適齡青年上大學的比例，比歐洲幾個國家還略低，而且大部分大學生集中在社區學院等等低端大學中，常青藤等精英大學則一直選擇智商極高的學生。在歐洲，高等教育過于大眾化，盲目擴大學生人數，乃至一些昔日的世界一流大學，也因為嚴重超載、學生平均智商下降而失去了競爭力。中國過去幾年的大學“擴招 ”，后果更加惡劣。學院改大學，大專、中專也升級為大學，高等教育盲目在四年制的高端擴張，最后造成了許多低智商的學生進入大學，畢業也找不到工作。

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普及是個不可阻擋的趨勢。但是，良性的普及，要求大學本身分出層級，在高端保持精英教育的品質，在低端擴張社區學院等等大眾化的教育機會。人人平等仍然是人類社會的核心理想。但是，只有承認智商上事實上的不平等，才能設計出相應的政策，使每個人都能“天生我才必有用”地貢獻于社會。這也許才是更深刻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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