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福初院士：錢永健等三人獲諾獎是絕妙組合

   

    新浪科技訊 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于當地時間10月8日11時45分左右(北京時間10月8日17時45分左右)宣布，將2008年度諾貝爾化學獎授予美國科學家下村修、馬丁-查爾菲，華裔生物化學 家錢永健 教授，他們是因為發現和發展綠色熒光蛋白(GFP)而獲獎的。對此新浪科技連線了蛋白質組學、遺傳學家中國科學院士賀福初，對本年度諾貝爾化學獎進行解讀。

     新浪科技： 錢永健 教授等三位科學家因發現和發展綠色熒光蛋白(GFP)而獲獎，賀院士能否簡單介紹下這個綠色熒光蛋白的發現有怎樣的意義。

    賀福初院士：目前人們對發光熒光蛋白的認識主要是基于它能夠示蹤蛋白質，什么含義呢？就是說人們基于它與成像技術的結合，可以高的時間、空間分辨率，記錄、分析一些活的生物系統、生命過程中非常微量蛋白質的行為、作用等，而且在無光的情況下也能進行。這在過去，即使在有光的情況下，也是很難實現的。

    這次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當中，下村修是發現了GFP這么一種熒光蛋白；馬丁-查爾菲把GFP蛋白所對應的基因克隆出來，然后人為的去進行表達。華裔生物化學 家錢永健 教授則是集大成者，它的發明改造、改構了這種發光蛋白，使之能對各種生物系統、多種條件下的蛋白質進行示蹤標記，加上成像術，使得我們可以把過去很難顯現的活的生命過程(活細胞，甚至整個動物)顯現出來，從而進行更為細致的研究。此外 錢永健 教授還做了大量光生物學方面的研究。

    新浪科技：有報道稱 錢永健 教授發明的多色熒光蛋白標記技術，為細胞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發展帶來一場革命，為什么這么說？

    賀福初院士：生物學研究常常會講到標本，標本是從活體上采集下來的，它可能瞬時處于有活力的狀態，但常常可能已經死了。所以過去，“生物”學研究常常研究的是“死物”。有了這個GFP示蹤后，就可以研究實實在在的活的生命過程，這就好比研究熊貓、海豚等野生動物，為它們帶上不影響生存以及活動的發射信號裝置。所以從方法學上來講，是一個革命。而在過去這點是難以實現的。

    此外GFP不僅對于細胞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影響很大，它在生命科學幾乎每個領域應用都很廣，像分子生物學，腫瘤生物學，免疫學，內分泌學，肝病學等。

    新浪科技：我國在有關方面的研究狀況如何？

    賀福初院士：在GFP蛋白應用方面極為廣泛，很少有實驗室不用。研究GFP如發光機制這方面比較少，但有一些科學家正在發展和開拓新的GFP應用技術。

    新浪科技：您覺得作為科學家，能夠取得重大發現獲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賀福初院士：重要的因素很多，我覺得從目前情況來看，尤其是對中國的科學家來講，有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一定要注意一些基礎性的問題，原創性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這個領域如果沒有下村修前期的基礎研究的話，后面是無法開展的；第二個方面是當有基礎性研究的成果以后，這時就涉及到可能的用途問題，最好關注在原有領域外可能會有哪些用途，而不是僅盯住原有的領域；第三個方面要考慮到世界范圍最需要哪些技術、有哪些廣泛的需求，然后主動思考世上已有的哪些研究成果與技術可能發展以滿足這種需要，即明了時代的使命與需求。前者是在于對科學一種基本的追求，這種基本的追求在開始的時候是不帶有任何功利性的，完全是基于對自然的一種好奇和對理性的一種求索，這是進行基礎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當我們做出了基礎性研究成果之后，又不能僅僅局限于書齋，還要思索會有什么樣的用途。當然，對于某一個科學家來說，也可能這是苛刻的要求，因此這是對整個科學技術界而言的。

     錢永健 教授實際上是做了一系列出色的工作，多色熒光蛋白標記技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是一位大師。面對實際的需求，能不能夠運用已有的基礎與技術研究的成果形成一種集成來滿足時代或歷史的需要，這是一種時代使命感，也是一種歷史敏銳性。第一位科學家發現了自動發光的蛋白，進行的是基礎性研究，也是科學研究；第二位馬丁-查爾菲把握住了基礎研究成果的及時轉化，運用當時已經成熟的基因工程技術，克隆了此蛋白的基因并完成其高效表達，是工程性研究； 錢永健 教授的貢獻在于他發展了一系列的技術，滿足了全球生物學界在這個特殊歷史時期的需求，他看到了這種需求而建立了相應的技術，這種技術當然是基于前期一些人原創性的基礎研究與中期的工程研究，在他身上集大成，這就是一種時代使命感和歷史敏銳性與卓越技術的完美結合。雖然說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科學、技術、工程研究所需要的專家素質是不一樣的，但每個領域均可以做出歷史性貢獻，而且彼此形成了一種難得的“接力”。

    對于從事基礎性研究的科學家，不能夠用一個標準來衡量。基礎性研究更多關注的是自然、是理性、是真理，不應帶有任何的功利色彩，下村修在研究這個問題時就是憑著對自然的好奇進行研究。媒體、公眾、官員、組織機構不要對基礎研究帶有功利性的看法。但是對應用性研究來講，必須要橫跨基礎與應用，為此駕起一座橋梁，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清楚社會有什么樣的應用需求，基礎研究已有什么樣的認識、成果和突破，在哪里去架起橋梁，這類技術科學家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馬丁-查爾菲，他們可能不會發表很高深的論文，但是他們在基礎和應用間駕起了橋梁，他們清楚時代的最大需求是什么，并矢志不渝的實現這樣一個目標。

    我們對“接力賽”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科學、技術、工程工作和科學、技術、工程工作者應該有不同的要求，要遵循科學、技術、工程的各自規律，這點尤其值得我們進行反思。下村修更多是一位科學家，后面兩位更多的是以技術、工程為背景的工程師，這三者的獲獎是一個絕妙的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