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之問及其反響，透射出中國痛感缺乏杰出人才。其實，與之相關的是，優秀的機構在中國的命運也不是很好。
槍打出頭鳥和武大郎“相輔相成”
中國有句俗話“槍打出頭鳥”。與之相輔相成的是“武大郎”習俗，只能比我差，不能比我好。兩種習俗組成的一種文化，在中國沒有絕跡，有時可能還很猖獗，仍然遏制中國出現突出的人才、突出的機構。這獨特的文化習俗，與國家希望培養杰出人才、發揮杰出人才，背道而馳。
槍打出頭鳥不僅針對個人，而且針對機構。一個規模達七百八十人的研究所敢于出頭，照樣被瞄準。如果不被打掉，也有現代方式被冷藏。而且很巧妙，無法說是誰干的，被集體封殺，躲在集體背后做不對的事情就可以不負責任。
“槍打出頭鳥”指導下的文化性冷藏，無視國家需求、國家利益、國家投入、國家支持，也閹割全國科技工作者可以獲得較好支持的一個新體制。
這就是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例子。
被冷藏的研究所
國內公正學者、國外專家，任何了解實情后，絕大多數認為：北生所是國內最佳的生命科學研究所。
中組部、科技部、北京市于2004年成立的北生所，目的是探索中國科學體制改革的道路。北生所探索是成功了，它堅持高標準、高要求，適當支持。可是不僅其體制和經驗沒有推廣，本身也經常面臨各種困難，包括被回避、被冷藏、經費渠道迄今沒有完全理順。
“槍打出頭鳥”的文化習俗瞄準了一整個研究所。
北生所以每年1到1.2億的經費，做出的成就遠超出國內同類生命科學研究院所，而已經有多個研究所實際使用國家年度經費是2、3、4億。
2011年的國際競爭，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其成功。美國HHMI(休斯醫學研究所)讓全世界一些國家青年人才競爭“國際青年學者”經費。這種經費，毫無條件，受支持的自由做自己感興趣的課題，知識產權歸原單位和國家。
多個國家共七百多人參加此次競爭，最終獲選27位，中國7位。
中國的七人中四位來自北生所，另外清華、南開、科學院武漢數理所各一。而國內其他生命科學類研究所無一通過這一國際競爭入選。
中組部、科技部、北京市曾在北生所蹲點總結經驗，希望推廣其體制，使全國科學工作者，特別是優秀的年輕科技人員，能和NIBS的研究員一樣，在適當的支持下、集中精力從事科學研究。
但是，迄今，不僅全國不能得益于國家已經試驗成功的體制，而且因為北生所成就突出，整個研究所被邊緣化。其研究員常被排除在各種評審之外，被國內屏蔽在杰青、院士選舉之外。北生所研究員的成果不被國內肯定和認可。比如，完全相同的干細胞研究成果，在其他所出現的被稱為全國近5年來最重要的兩項基礎研究成果之一，而北生所的一模一樣的工作就沒有被當成重要成果。實際上，這樣的成果在北生所就不是最好的。
北生所的實踐證明好的體制在中國可以大大提高國家經費使用的效率。2004年，北生所年度經費一億(包括新建研究所的儀器購置)，當時是生命科學支持最強的研究所。2011年，人數已達七百八十人的北生所還是僅1.2億。而幾年來，國內其他研究所經費大增，有些超過和遠遠超過北生所的經費。而且現在不止一個研究所的工資達到北生所、有的研究所房帖福利超過北生所。而它們的體制尚未普遍改革，沒有在支持提高的情況下相應提高標準、提高要求，繼續讓博士后回國直接從正教授起步，其后評審遠不如北生所嚴格。只要不是各方面極差，在其他研究所不會被開除。
有人抨擊北生所獲政府撥款較多，而其他單位是競爭經費。且不說其他單位撥款近年增加，而事實上，北生所的要求高很多、評審嚴很多，而做不好就要開路，包括在Science雜志發過文章的，都可能被開除。競爭經費是否就公平合理?如果競爭很講學術，那么是。但是，目前中國國情下，競爭水分很多，實際通過關系而不是靠學術獲得經費的大有人在。國家實質投入其他研究所的經費多于北生所，卻無法要求它們盡快改革。所以，幾年下來相對比，北生所使用經費的效益高很多。
北生所成功后，國家希望推廣其經驗而阻力重重，其體制未能擴大到全國，未能讓更多的科學工作者能受益，而且研究所基本被邊緣化，如果不是冷藏的話。
我們中國有一種什么習慣勢力，導致國家花了代價、而且成功的實驗，變得無足輕重、沒有推廣價值?
北生所面臨困惑
一個成功的研究所，本該意氣風發。
可是，北生所的研究人員卻遭遇困惑。
面臨中國的國情，成功地運行了7年的北生所，近年也開始出現變化。
對于專心科學研究、專心學術的年輕人，北生所是極佳去處。
對于要學術以外“個人發展”的年輕人，北生所就沒有吸引力。
北生所招聘近年開始難起來。年輕研究人員，如果從個人利益看，而不從學術看，去北生所就很“劃不來”，因為經費不多于其他單位、而職稱低、要求嚴，學術不好還可能被開除。
有些人要離開北生所去其他研究所。原因是：在北生所，他們做出很多工作，還只能從助理教授升為副教授，而同等成就在國內其他單位可以做生物的院士。前幾年，因為北生所經費多于其他所，工資高于其他單位，他們還不愿離開。這幾年，不少人愿意離開北生所去其他所。因為，近年其他研究所經費實際已經高于北生所，現在有其他所可以給出同等或更高的工資，而且可以馬上成為正教授。這些所的實際標準、對他們的要求都低于北生所，更無需擔心高標準的國際評審。所以，離開北生所對他們個人“有益無害”。
這樣的現狀，將如何導向在國內工作的優秀青年科學家?對于北生所研究員個人來說，他們今后是站著、還是趴著進入院士行列，其意義大于他們個人。
中國生物學界的兩種選擇
今后，對于在中國生物學界的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明顯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加入改革后的新體制，目前已經全面實行的是北生所和實行新體制后的北大、清華生命科學學院、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據信還有其他研究院所開始和準備同類改革：對于生命科學研究人員，給予必要的支持，但高標準和嚴要求。與國外優秀大學職位同等，從助理教授起步，經過副教授到正教授。在西方、在香港臺灣只能做助理教授的，在這些改革后的單位也只能做助理教授，達到國際較好大學副教授水平才能做改革后體制的副教授，而正教授需要在國際上可以比擬的工作。
另外一種是以目前認為“成熟”和“聰明”的中國人為號召和代表：需要懂得如何在中國“為人”，不是要堂堂正正而是要懂得低頭，那么學術上只要達到國際優秀大學副教授水平，就可以做院士。
選擇一種模式在國際上堂堂正正、但是冒著在目前國內可能邊緣化的危險，選擇另外一種模式在國際上拿不出手、而在國內、特別是非科學界能得到頂禮膜拜和附加利益。
我相信，中國科學界，包括生命科學與醫學界，改革將繼續是主流，無論速度如何，改革的趨勢不可逆轉，科學界終將堅持追求卓越，而不是平分利益。中國科學界，逐漸能夠趕上中國本身近代史上學術的高峰，其后大規模邁向世界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