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抗生素濫用板子不能只打醫院

　　2012年1月，北京將重啟停了10余年的醫院等級評審。抗菌藥物臨床使用情況等4項指標將作為評級重要因素，不合格者將面臨降級。此外，北京衛生局本月將完成本市二、三級醫院抗菌藥物使用情況普查。檢查結果將向社會公布，完成不好的醫院將被公開批評。(11月10日《北京晨報》)

　　在抗生素濫用問題上，醫院顯然是“大頭”，北京的新政初衷可嘉，也有釜底抽薪的意思，但問題是，整飭抗生素濫用危機，光給醫院念“緊箍咒”似乎效果有限。

　　因為在抗生素問題上，集結著醫療領域的諸多糾結：就患者而言，喜歡抗生素，起碼有3個因素，相對便宜、速效，及其本身衛生健康知識的短缺;醫生喜歡抗生素，也離不開3個因素，保險、利潤高、效果好。

　　究其二者取向來看，起碼寄寓著3層關系。

　　一是“以藥養醫”的分配機制，離開抗生素“返現”，醫生如何獲得體面的薪資?二是緊張的醫患關系，互信斷裂、公信未建，對抗生素的迷信不正是醫患雙方分外無奈的一種“妥協”?三是稀缺的醫衛常識，在公眾還沉溺于“排毒教父”林光常、“太醫后人”劉弘章、“食療專家”張悟本等所謂“養生專家”普法的階段，信息不對稱與醫衛常識的匱乏就成了抗生素濫用最好的“推進器”。

　　值得注意的是，抗生素濫用之殤，絕不僅僅在醫院的“藥方”之上。一方面，盡管早在2003 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就發文要求——自2004年7月起，所有零售藥店必須憑執業醫師處方才能銷售處方藥——但事實上，幾乎沒有幾家藥店墨守禁令，而區區1000元的罰款上限更成了制衡抗生素濫用的笑柄。

　　畢竟，就算醫院不賣抗生素了，它總還有別的去處，而盤踞在抗生素身上的利益關系，顯然不是醫院與醫生所能承受之重。抗生素濫用的板子，千萬別再落入蜻蜓點水的窠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