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研究生培養，我提倡的模式是：再生型。
其相反的模式是：退變型。
對于研究生導師來說，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團隊，是很重要的問題。建實驗室，是要一個退變性的實驗
室還是要再生型的實驗室?是遞減型的梯隊還是倍增型的梯隊?
這里主要針對實驗學科的研究生導師，比如生命科學、化學、實驗物理等。這些學科基本都是一個導師帶著一個小型研究梯隊(實驗室、課題組)，學生是研究梯隊的骨干力量。
傳統中國文化造成一個不良習俗，年紀大的喜歡管年紀小的，職位高的喜歡管職位小的，掌握決定權
和資源者喜歡管不掌權者。再加上目前一些社會風氣的影響，大學里很多導師很喜歡做管別人的老板。
我很反對老板模式。當導師把自己放在管別人的位置上且希望別人都聽話時，整個梯隊容易出現退變、遞減。
退變性的模式原因可能多樣，包括導師的知識結構、能力、眼光、習慣等。這樣的導師和領導者在選人和支持人的時候，常喜歡“聽話”的人。中國有些地方招聘的時候，看重應聘者是否聽話、不喜歡有主見的人。以這樣的文化、靠這種眼光選出來的人，將來也常變成學生不如導師、教授不如院長/所長。對于自然科學研究的梯隊，退變性的梯隊不是最好的運行模式。當學生都不如老師的時候，梯隊難以越做越好?
我最早對這個事情起反感，是在美國的時候，一個華人告訴我，一定要管學生、讓他做你要他做的事情。對于這句話，我很不以為然。研究自然科學的教授，希望學生在這個梯隊里的作用完全是和教授互動，推動實驗室不斷更新、不斷向前。我希
望研究生要在兩三年內，能表現出比我強的部分。如果他一來的時候就比我好，我當然更高興。如果他一開始不顯得一定比老師好，但有這個潛力，我也很高興，而且支持他在兩三年之內，某個或者多個方面超過我。
自然科學所探討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當然包括老師想到的問題和辦法。但最有趣、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想到的，還有一小部分是我們想到但無法解決的。如果一個學生加入實驗室，都是做老師想到的東西，或者是技術上都是老師會的東西，我
會覺得很無趣，課題組進展也會很慢。
每個領域都會形成一定的固定思維，還有由于能力有限、時間有限，老師了解的東西就有局限。我敢說這句話是因為我實際上認為我了解的東西很多，特別是在生命科學相當多的領域，我的知識面不能算窄，而且不是很淺。但是，我常常明顯感覺
到自己不夠。
我覺得自己不夠，就希望學生比我厲害。一個課題組在招學生的時候，應該看他是否思維活躍，是否在某個地方有特長。
對于再生型梯隊來說，學生前期是老師支持多，后來明顯是學生對梯隊積極影響多。在希望建成再生
型而不是退變性梯隊這一總體思維下，招學生帶學生，方式就和退變性的不一樣。
我自己的學生中，每過一兩年會發現有學生比我聰明很多。我就會很高興有優秀的學生，高興到他們
罵我的時候我不吭氣。這樣挑選和支持的學生有些不同于其他實驗室。
對于申請進我的實驗室，我先用email跟
他談，問他為什么感興趣，要把科學講清楚。一般的學生不能經受三次這樣的來回，因為當第三回合討論到具體問題時，很多學生沒有去搞懂科學，只是一般性談天。
中國和有些亞洲國家文化中培養一些確實學生，不要自由，喜歡琢磨老師。對于不相信他有自由、專門希望聽話的學生，在我實驗室待著很無效率。有過一個韓國人揣摩我的心思，到最后還是揣摩不到，因為我沒有什么特別心思，我的心思就是希
望他有思想、有能力。這個人做實驗的時候，把不符合預期的結果都丟掉，我發現了，他的結果全部不用，重新讓人做。他也從來沒有和我聯合發
表過論文。另外有個韓國人就很好，靠自己扎實的工作。
我發現中國有一批學生很厲害，這些學生不一定是原來考分很高的學生，考分高的學生有厲害的，也
有不厲害的。2003年我在北京招了兩個學生，他們都是考分在中間的學生。
剛來時他們和其他學生一樣說一些虛無縹緲的東西，我就問他們到底對哪些方面感興趣，要提出可以做的實驗。這兩個學生后來發展相當好。當時我實驗室還沒有完全運行，我把一個學生放在科學院一個人的實驗室。那個老師很聰明而且很會做，所以他對很多學生要求很高。他對我這個學生意見很大，告訴我負面意見。等我實驗室開始運行的時候，這個學生回來了，我自己觀察，發現事實上這學生很行。
我回到中國的時候我的研究方向改變了，我以前做神經發育的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來北京后我
決定換一個課題，因為原來課題做了十年，我想試試看能不能做新的課題，從可以觀察到的行為，看其神經機制、分子機理。很多題目、有些方向，是學生提出的，我參與討論和判斷。如果老師只要聽話的學生，實驗室就少了新的研究方向。再生型實驗室有利于學生成長，也促進實驗室長遠發展。
除了使全面型的學生發揮才能外，也要讓有偏才的學生有發揮的空間。我實驗室有一個技術員，他多才多藝，體育、音樂都很好。他跟他太太是同學，太太博士畢業了，他還是技術員。他太太去美國做博士后，他跟著去，一般的老師都不要他，覺
得他是個紈绔子弟。他在我實驗室一開始做簡單的分子生物學，提取DNA。
他做得極差，做了幾個月，人家都不要他做了。我說換一件事，有一個直觀的實驗，是做神經的發育。我請他試試。他很快就上手，第一個結果其實很模糊，但他興高采烈。我支持他繼續做下去，沒過多久就出成果了。后來他在《Nature》
以第一作者發表了論文。
年輕老師可以注意，不要覺得某個學生一個方面不行，其他都不行。生命科學至少分四類：DNA和
生化，電生理和成像，遺傳，生物信息。做這些需要不同的能力。有些人這幾類都行，多數人只是某些方面比較強。所以當學生在某方面不行時，
你給他換一個課題，說不定會發現和用到他的特長。
對年輕的老師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應該鼓勵學生做你不會做的東西。一個做實驗科學的人，新開實
驗室的時候常將自己的研究限定在自己會做的實驗，等學生來了你只要帶他們做，這很自然。但這個自然的想法并不全面。學生做課題或提出課題
的時候，你應當支持他們，包括支持他們到外面學，支持他們買儀器。學生實際上給實驗室帶來的是新的思想，新的技術，使你的實驗室成長。因為整個領域都在發展，一個實驗室要進步、要真正發展的話，一定會有新的東西是你不會做、還有你不知道的，要支持這些帶來新東西的學生。否則，限制學生的結果，減慢實驗室發展。
對于學校、學院的研究生工作，有幾個政策，可能要跟我們一起推廣一下。首先是應該提倡輪轉制
度，招生不按導師招，學生進來后在課題組輪轉，輪轉后再定導師。這聽上去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但推行起來不容易，多數單位導師不愿意，習慣于以前小作坊帶徒弟的方式。因為按導師招，導師就沒有競爭的壓力，導師對學生的權力很大，有時權利過大，有些單位連研究生結婚都要導師
簽字同意。其實誰賦予老師管學生結婚的事權力啊?學生進了實驗室以后導師輔導他的學術，導師應該是不具有答辯委員會的投票權，要求回避投票表決。導師和研究生會存在潛在的沖突。如果學生認為學業完成了但導師不讓他畢業，怎么辦?應該有獨立于導師的委員會來裁決。目前中國體系內，研究生導師的利益常有人保護，但也要保護學生。
我的觀點是對學生好，就是對老師好。用再生型模式的話，老師要支持、鼓勵學生，發掘學生的才能
和特長，提供智力環境、給學生創造條件，使他得到發展，能力得到發揮。
我認為中國大學的教學需要很大改革。其它學科我不知道，但在生命科學，凡是我看過的研究生教
學，除了少數課程在少數地方是好的以外，大多數都是不好、甚至極其糟糕。我認為解決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有輪轉。導師沒有必然的學生時，就
可能有壓力要教好研究生課，這是導師吸引學生的途徑之一。如果一開始就知道這個學生是跟某個導師的，導師教他一個就是了，而不愿意教別的
學生。這跟“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是 相反的，中國的導師現在對于教課、教育研究生出現了一個怪現象：“我不希望為人人，所以人人也不為我”。
你不愿教其他老師的學生，所以也就其他導師不教你的學生。
部分導師比較重視研究，對開研究生課程則不大在意，以為教課是浪費時間，逆“磨刀不誤砍柴工”常識而行。今天的聽眾是年輕導師。我鼓勵大家開課，開好的研究生課。有些年輕老師
以為要年資高的人來做，說他們有號召力，有影響。其實年輕的時候去做這些事是很好的，很可能比年資高的人還好。有些人可能知道科學院有個
課是我和科學院的老師十年前開的，最近得了科學院教學的最高獎。但是建立這門課的時候，我還是副教授。我積極做教學最開始其實是在美國華
盛頓做助理教授時，當時學校并沒要求我教學。我與另外兩個美國人當時年輕氣盛，都覺得自己懂得最新的東西，而學校其他課不夠好，我們就一起開課。我們教的是選修課，當年卻成了全校上課人最多的研究生課。2000年
在科學院開課，當時科學院沒人愿意教課，我們教了以后，反饋很好，沒參加教課的老師也都知道這門課，因為這批學生后來在實驗室的表現也很
不一樣。他們在實驗室討論科學。如果每年有200個
學生來聽課，只要有20個學生能顯出不一樣來，就算成功了。對于這門課本身，到現在已10年了，我覺得應該可以被革命掉了，應該有更好的課替代它。10年不被革命，不是這門課好，而是后來的年輕導師，沒有起來花力氣，推翻這門十年前可以說好的、而現在不夠好的課。
要鼓勵學生參加學術活動。因為中國的研究人員的研究生涯特別短。以前那種在國內做科研工作，后來做上院士的模式對現在的青年導師極不合適。因為當時國內環境很差，要花五年、十年建實驗室，得到支持也難，所以他們有一大部分的時候不
是花在科研上，等到稍有一些成就，就可以做院士，還有很多時候去做行政，所在整個研究的時間可能只相當于外國的幾年。迄今為止，很多國內的研究人員可能不到國外十年有效的研究期，這樣的話能夠達到的高度和深度就都很有限。頂戴花翎來了以后，又被要求去做很多其他事情，整個
學術氣氛沒有起來。
沒有學術氣氛的一個簡單的表現是，我觀察到國內絕大多數的教授、研究員常規性不聽學術報告。我希望大家在推動學術活動上多用心。國內的學術會議學生是可以去的，但有時國內的會議是不體面的會議，是政治會議，不是學術會議。這時候需
要老師保護學生，當你有經費的時候(現在有經費的導師很多)，應該把學生送出國去參加學術會議。我在國內實驗室里的學生和技術員都有多次
出國參加會議的機會，不僅他們自己得益，也給實驗室帶來各種信息。
老師們做的工作，教學，科研，對學生的支持，都反過來會支持老師的發展。
(2009年5月25日，復旦大學中青年導師培訓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