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愛因斯坦：成名、政治和旅行
整整98年前，1919年11月7日，泰晤士報報道，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所預言的光線彎曲被天文學家觀察到，立即引起世界轟動。在這之后，愛因斯坦還陷入一些政治漩渦，經歷過很多國際長途旅行。
1. 愛因斯坦的一夜成名
愛因斯坦1905年就發表了改變物理學的5篇論文，1914年被盛邀到柏林成為普魯士科學院院士，1915年創立了廣義相對論并提出了量子電磁輻射理論，1916年預言引力波。
然而他成為世界上家喻戶曉的人物，卻要等到1919年。當時愛丁頓和克羅姆林領導的兩組英國天文學家觀測到，遠處恒星發來的光在太陽附近的彎曲程度與廣義相對論預言一致。對于普羅大眾來說，愛因斯坦一夜成名 [1,2]。
這堪稱科學新聞傳播的一個極端案例。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熄火一年。1919年11月7日，在英國倫敦的泰晤士報上，夾雜在若干戰爭遺留問題的報道中，有一整頁以“科學革命”為題的報道，副標題：“宇宙的新理論”和“牛頓的思想被推翻”，開頭：“昨天下午在皇家學會，與皇家天文學會的聯合會議討論了英國天文學家對于5月29日日全食的結果。”文中指出：
“這些觀測結果決定性地驗證了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的預言。”第二天該報又進一步報道著名科學家的看法。
第三天開始，荷蘭報紙連續報道了幾天，彰顯荷蘭對于科學的重視。19日，荷蘭著名物理學家洛倫茲對廣義相對論作了解釋，他對英國人抱怨愛因斯坦的理論難懂感到吃驚，說戰時愛因斯坦的通俗著作沒有進入英國。
23日，德國著名物理學家玻恩在德國報紙發表通俗解讀。12月14日，德國一家周刊還將愛因斯坦的照片放在封面，說他是世界歷史上新的偉大人物，他的研究代表了關于自然界的概念革命，與哥白尼、開普勒和牛頓的思想同等重要。柏林有家報紙采訪了愛因斯坦，夸張地報道：“愛因斯坦曾看到有人從屋頂落下，事后這人告訴愛因斯坦，他下落時感受不到引力。”事實上，愛因斯坦1907年在辦公室寫文章時，只是想象到這一點，而非真的看到有人下落。
這些報道一方面突出這是一個重大科學革命，另一方面又渲染常人難以理解愛因斯坦的理論，包括愛因斯坦本人在內的很多科學家也有類似說法。泰晤士報報道還提到（施郁譯）：
“皇家學會會長說他們剛聆聽了人類思想的最重要的聲明，至少是之一。但是他承認沒人能用清楚的語言解釋愛因斯坦的理論。”
11月9日，美國紐約時報報道說（施郁譯）：
“英國著名物理學家湯姆森說，這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大的發現之一，也許沒有之一。”
電子發現者湯姆森（J. J. Thomson）就是皇家學會會長。比較上面兩個報道，可見紐約時報將泰晤士報的“至少是之一”強化為“也許沒有之一”。紐約時報還說：“皇家學會會議上有人說歐幾里德被推翻”，還提到愛因斯坦最近將一本書交給出版社時，說世界上只有12個人能懂。一個月后，紐約時報采訪愛因斯坦，希望他解釋一下他的理論，以便讓超過12個人能懂，愛因斯坦笑著說很難讓公眾懂得他的理論。
紐約時報評論了很多次愛因斯坦的理論，提到科學家被帶到困難、恐怖的境地，“人類思想的基礎被動搖”。哥倫比亞大學天文學教授普爾（C. Poor）被采訪時說（施郁譯）：
“過去幾年，整個世界在心理和物理上都處于動蕩之中，戰爭、罷工、布爾什維克起義，這些是深沉的心理不安在現實中可見的反映，世界性的……現在這個動蕩的精神又侵入到了科學……”
當時很多科學家關于相對論的演講會都是人滿為患，很多通俗書籍出版，作者包括愛丁頓、勞厄、弗倫德里希、洛倫茲、普朗克、玻恩、泡利、羅素，等等。愛因斯坦前一年出版的一本德文書也出了英文版。
三百年來，牛頓力學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人們對于確定性的心理支柱。現在它被相對論超越，舊的秩序被打破，對于社會心理也產生沖擊。這個思想解放也影響了其他領域。雖然人們對“相對論”實質含義不甚了了，往往將之誤解為相對主義，但是確實對于政治、哲學、文化、藝術等等領域產生了一定影響，特別是現代主義。畢加索認為自己受到了相對論先驅龐加萊的啟發，喬伊斯和普羅斯特被認為打破了19世紀文學上的確定性，類似于愛因斯坦的物理學革命。
動蕩的社會氣氛、人們對于宇宙的敬畏和好奇、愛因斯坦理論的抽象和神秘卻又得到證實，以及媒體、收音機和照相的興起，乃至愛因斯坦本人某種程度上的配合，都是愛因斯坦聲名鵲起的因素。從此，在世界上，愛因斯坦所到之處，都會引起巨大的轟動，激動的人群狂熱歡迎。他成了神一樣的偶像。
2. 愛因斯坦與政治
11月28日，愛因斯坦欣然應邀在泰晤士報發表文章，說這是在科學家國際關系的可悲分裂后給了他的一個交流機會，并贊賞英國科學家與英國科學偉大的驕傲傳統一致，花費時間和勞動來驗證在戰時的敵國完成和發表的理論。他最后幽默地用相對論做了個比喻（施郁譯）：
“現在我在德國被稱為德國科學家，但是在英國我代表瑞士猶太人。如果我被看成眼中釘的時候，就會反過來，德國人把我當成瑞士猶太人，而英國人把我當成德國科學家。”
愛因斯坦的這些話富有政治意味，而且后一句的假想在幾個月后成真。
1888至1918年，德國處于威廉二世時期，軍國主義高漲。1918年，一戰結束，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國進入民主的魏瑪共和國時期。當時很多猶太人從俄羅斯和波蘭遷入德國。戰爭創傷、通貨膨脹、種種社會問題。猶太人成為替罪羊，反猶浪潮高漲。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愛因斯坦就大力主張和平主義，希望有朝一日能有個歐洲合眾國。這被德國政府和警察關注。一戰后，他的主張又與日益高漲的德國沙文主義相沖突。另一方面，直到他1933年逃亡美國之前，他也不主張對法西斯注意采取暴力措施。
在柏林，他開始關注猶太人的命運。當時錫安主義（猶太復國主義）日益活躍。愛因斯坦從未正式加入其組織，不支持建立國家，但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反對同化主義。他的一些朋友，如物理學家玻恩、化學家哈伯、德國外交部長拉塞瑙（Walter Rathenau）支持同化主義。多年之后，拉塞瑙家族一位女性成員的孫子雷納?韋斯因探測愛因斯坦預言的引力波而分享了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愛因斯坦的成名也給他帶來麻煩。他在科學上的成功招致了嫉恨。有些科學家不能接受相對論，認為建立在抽象假說的基礎上。這被反猶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利用，開展了對相對論的攻擊。他們于1920年8月24日舉行了一次反相對論的集會。愛因斯坦本人也去看了。憤怒之下，他寫了一篇不淡定的反駁文章，提出“如果我不是猶太人，而是德國民族主義者，不管有沒有納粹標志”，那么他的理論就不會被攻擊，而且還指出諾貝爾獎得主、實驗物理學勒納德對相對論的批評是膚淺的。本來批判相對論的人還沒有公開反猶，而勒納德雖然對猶太人不滿，但他對相對論的批評文章還保持在學術范圍，并未出席反相對論集會。結果愛因斯坦的反駁文章激怒了勒納德。一個月后的德國物理學會年會上，在普朗克的主持下，二人舉行了一次辯論。
反相對論浪潮也影響了諾貝爾獎。這一年，諾貝爾獎委員會否定對愛因斯坦的提名時，引用了反相對論的論點。其后一年勒納德甚至提名反相對論者格爾克（E. Gehrcke）為諾貝爾獎候選人[3]。
3. 愛因斯坦的旅行
柏林時期，愛因斯坦生活中的主要元素包括工作、音樂、政治和旅行。
除了理論物理研究，愛因斯坦還陸續擔任了一些行政職務，包括德國物理學會會長、凱撒威廉研究所所長。他還搞些業余小發明。他是資深音樂愛好者，除了欣賞，自己也經常演奏小提琴。
頻繁的國際旅行是他生活的一個重要成分 [4,5]。
1920年開始，愛因斯坦是荷蘭萊頓大學的客座教授，所以經常去訪問。
1921年4到5月，愛因斯坦與猶太復國主義領袖魏茲曼一同去美國，為計劃設立于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籌款。愛因斯坦訪問了紐約、普林斯頓等地。回德國時還順訪英國倫敦，增進了原敵對國科學家之間的友誼。
1922年3到4月，在拉塞瑙的鼓勵下，愛因斯坦去法國巴黎作學術訪問。這招致兩個國家的民族主義者的嚴厲批評。愛因斯坦的訪問為兩國關系正常化作出了貢獻。
1922年10月，愛因斯坦夫婦從法國馬賽上船，開始長達半年的遠東之旅，11月17日到達日本，12月29日離開。來回旅途中均在斯里蘭卡科倫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短暫停留。2月1日在塞得港下船后赴巴勒斯坦訪問兩周，然后又赴西班牙逗留3周。
對于在日本得到的款待，他曾對妻子埃爾莎說：“沒有活人值得這樣接待”[2]。愛因斯坦認為日本人不緊張、幽默、有藝術傳統，但是不理解他們視國家如宗教 [5]。
1925年3到5月，愛因斯坦從德國漢堡出發，赴南美洲訪問兩個多月。
1930年12月至次年3月，愛因斯坦從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出發，赴美國加州帕薩迪納加州理工學院訪問。去時輪船停留紐約后，經哈瓦那和巴拿馬運河到達帕薩迪納。回德國時，從紐約上船，返回漢堡。
1931年4月底，愛因斯坦從漢堡出發，抵達英國南安普敦，去牛津大學訪問四周，輪船原路返回漢堡。
1931年12月，愛因斯坦再次從安特衛普出發，赴帕薩迪納訪問4個月，去時從帕薩迪納下船，離開時在洛杉磯上船，回到漢堡。
1932年4月，愛因斯坦再赴英國牛津大學訪問一個多月。
1932年12月，愛因斯坦又從安特衛普上船，赴美國3個月，從洛杉磯下船，離開時從紐約登船，回到安特衛普。
1933年4月到9月，愛因斯坦住在在比利時。后來轉移到英國。10月7日從南安普頓上船，到達紐約。10月17日抵達普林斯頓。他將在這里度過余生。
有趣的是，在納粹上臺前，愛因斯坦的國際旅行都受到當地德國使領館的關注，他們給德國政府的匯報基本都是正面的 [4,5]。
4. 為什么愛因斯坦有這么多國際旅行？
愛因斯坦曾經想到，世界上對他的混亂的關注很快會衰減，他應該及時利用它 [4]。國際旅行大概就是“利用”的內容之一。他的和平主義思想和猶太人身份也在這些旅行中反映出來。那么，為什么柏林時期的愛因斯坦有這么多旅行？筆者總結了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也是他出訪的先決條件是，愛因斯坦成名后，收到了各種訪問邀請。而且可以想象，當時科學研究在起步階段的國家，比如美國和日本，乃至尋求真理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于邀請愛因斯坦特別有興趣。作為和平主義者和“世界公民”，又對世界上其他地區充滿好奇，愛因斯坦對這些訪問機會肯定非常有興趣，雖然他不主動向誰提出出訪和演講的要求。愛因斯坦所到之處當然都會引起轟動，他的演講都是人滿為患，愛因斯坦有時在開始幾分鐘后停一下，讓沒有真正興趣的人離開。
第二個重要原因是，愛因斯坦想躲避當時政治混亂的柏林，逃離德國險惡的政治環境。前面我們已經提到愛因斯坦受到的攻擊。1922年6月22日，擔任外交部長的拉塞瑙被極端民族主義者刺殺。當時還有其他猶太名人被刺殺或者攻擊。愛因斯坦也面臨生命危險。警察提醒過愛因斯坦他可能是下一個，建議他離開柏林，避免公開演講。他考慮過離開柏林，但還是留了下來，甚至在8月1日參加了一個和平主義者集會。不過，當時的危險情形推動了愛因斯坦立即開始遠東之旅，這是他一生中時間最長的旅行。愛因斯坦說過（施郁譯）[1]：
“拉塞瑙被刺殺后，我非常歡迎長期離開德國的機會，這讓我離開暫時的危險。”
第三個原因，是愛因斯坦對旅行的興趣。他對異國風情和文化很感興趣，而且他還特別享受海上旅行，在船上讀書、做研究、欣賞風景。在某次旅行中曾經惋惜旅程已過去三分之一，甚至還曾經故意選擇較長的路線 [4]。
愛因斯坦在某些情況下不便說清楚第二個原因。在日本旅行期間，愛因斯坦曾收到德國大使的電報，要求否認在拉特瑙被刺時僥幸逃生的一位猶太記者在法院的說法，說愛因斯坦去日本就是因為在德國感到不安全。愛因斯坦回了一封婉轉的信，說他不歡迎這位記者的話，因為這會讓他在德國的處境復雜化，不全對也不全錯，拉塞瑙遇刺后，他在德國確實有生命危險，而他接受邀請訪問日本的原因，是他想看看這個國家，但是也有部分原因是逃離經常置他于困境的緊張氣氛 [4,5]。這封信實際上并沒有否定記者的說法，支持了筆者上面羅列的第二和第三種原因。但是面對大使的要求，他也不得不采取婉轉的說法。
愛因斯坦開始赴日旅行之前，曾收到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阿侖尼烏斯的來信（施郁譯） [5]：
“我聽說您要離開德國去日本。我很遺憾外部狀況如此之差，使得您作這樣的決定。”
然后暗示愛因斯坦將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希望他在歐洲待到那個時候。愛因斯坦回信（施郁譯）[5]：
“我是應邀去日本旅行。使我接受邀請的，不是不愉快的情況，而是不想失去熟悉這個有趣國家的機會。因為我已和日本有約，完全不可能推遲旅程。我三月份回歐洲。希望所建議的我去瑞典的邀請只會被延遲，不會被取消。”
愛因斯坦的這個回信證實了體驗了解異國風情和文化確實是他旅行的一個原因。而他這里對逃離德國這個原因的否定，卻只能看成客套話，因為這是給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正式回信。在這一點上，他私下的說法更為可信。
有一位凱斯勒公爵（Count Harry Kessler）的日記記述了，愛因斯坦的遠東之行與躲避騷亂有關[5]。其中提到愛因斯坦在1922年3月20日的一次家宴上，向客人介紹他在美國和英國所受的接待和訪問的成功，并表示不明白為什么這么多人對他的物理理論那么感興趣。他妻子埃爾莎說，愛因斯坦經常說覺得自己像個花言巧語的騙子，只會花言巧語，別人實際上并沒有從他的身上獲得期望的東西。因為拉塞瑙的勸說，愛因斯坦準備接收法蘭西學院的邀請，去法國演講。愛因斯坦還告訴凱斯勒，他已經接受邀請去中國和日本演講，還跟夫人埃爾莎說（施郁譯）：
“既然騷亂在持續，我必須去看看東亞；我至少必須躲避。”
第四，筆者覺得愛因斯坦頻繁的國際旅行還有在他心靈深處的原因。愛因斯坦的個性中一個重要的成分是孤持（apartness）。他說過（施郁譯） [1]：
“我對社會公正和社會責任的熱心總是與我缺少與他人直接接觸的需要相矛盾。我確實是一個‘孤獨的旅行者’，從未全身心地屬于我的國家、家、朋友、乃至家庭。在這些聯結上，我從未失去距離感和隱居的需求。”
愛因斯坦這里所說的旅行者是指心靈上的。但是，現實世界中的旅行未嘗不是負載了心靈旅行，在大海上長時間航行，確實可以享受遠離世俗的平靜。
第五個重要原因，而且是決定愛因斯坦是否成行的關鍵因素，是 愛因斯坦需要改善經濟狀況，希望利用報酬豐厚的訪問機會賺點硬通貨。
當時德國通貨膨脹非常嚴重。一戰之前，1馬克相當于24美分；1919年初，1馬克相當于12美分；1920年初，1馬克只能換2美分，可以買一個面包；1923年初，一個面包需要700馬克；1923年9月，一個面包要1000萬馬克，一公斤牛肉要7600萬馬克；而1923年年底時，一個面包需要10億馬克。當時愛因斯坦的稅后年薪是13000馬克。
1922年12月，愛因斯坦在日本訪問時，德國正處于超級通貨膨脹之中。筆者查到，當時1美元相當于8470馬克，1英鎊相當于39000馬克！
愛因斯坦當時經濟負擔比較重，他對前妻和兩個孩子還有經濟責任。為了避免換成不斷貶值的馬克，他安排在國際上做學術訪問的收入直接匯入他在海外的銀行賬號，或者匯給荷蘭的埃倫費斯特（P. Ehrenfest），請他轉給瑞士的前妻和孩子。1922年的諾貝爾獎32250美元也直接匯到瑞士和美國，按照之前的離婚協議，最后歸前妻和孩子所有[2]。
事實上，當時很多德國教授去海外改善收入，特別是去日本和美國。1922年在日本訪問期間，愛因斯坦在東京遇到在德國找不到合適工作而在東京帝國大學任經濟學教授的貝利納（Sigfrid Berliner）教授；在名古屋，愛因斯坦偶遇生物化學家米凱利斯（L. Michaelis）。1930年在美國紐約，愛因斯坦又遇到已定居紐約的米凱利斯。1931年，愛因斯坦從英國回德國時，遇到從美國回德國的數學家布拉施克（W. Blaschke）。我們知道，布拉施克1932年訪問了北平，陳省身聽了他講課。1934年，陳省身來到德國跟他讀博士。
第六，愛因斯坦有些旅行也是為了幫助猶太人團體，特別是籌建中的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籌款。
討論了以上幾個原因，我們現在再來看看愛因斯坦的幾次旅行。
1921年春天，愛因斯坦首次訪問了美國 [2]。最初，普林斯頓和威斯康星等大學邀請愛因斯坦作巡回演講，他在埃倫費斯特的鼓勵下，要求高達15000美元的報酬。他開玩笑說這可能會嚇住邀請方。結果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表示不可能，威斯康星大學的教務長認為這是荒謬的，超出美國大學的能力 [5]。因此他改變計劃，準備去比利時參加第三屆索爾維會議，并訪問萊頓。然而，當猶太復國主義者邀請他陪同魏茲曼去美國為希伯來大學籌款時，出于責任感，他接受了邀請。猶太同化主義者哈伯認為，愛因斯坦去這個戰時最大的敵國，會加深德國社會對猶太人忠誠度的懷疑。另一方面，愛因斯坦是戰后唯一被索爾維會議邀請的德國科學家，哈伯為之感到激動，認為是德國回到國際科學界的重要一步。但是愛因斯坦說，他是個國際主義者，但是對自己被壓迫的種族還是有責任，特別是猶太青年的教育方面。
訪美期間，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接受了榮譽學位，并作了一周的學術演講，得到了不菲的報酬，雖然沒有他當初要求的15000美元那么多，而且還談妥以百分之十五的版稅出版這個演講。
1922年邀請愛因斯坦夫婦訪問日本的東道主是一家叫做改造社的出版社，他們開出的豐厚報酬是2000英鎊，外加700英鎊旅費[4]。收到邀請幾個月后，愛因斯坦夫婦便成行了。愛因斯坦得到的待遇豐厚，東道主也精明地高價出售演講門票。
再看愛因斯坦第二次訪美。自從1924年以后，加州理工學院的密立根一直不斷地邀請愛因斯坦去訪問 [1]。1930年校董弗萊明提出慷慨報酬，愛因斯坦立即接受了邀請，當年11月底便出發。
1925年，愛因斯坦又訪問了南美。據說幾年前愛因斯坦就開始收到來自這個地區的邀請，但是直到這一年才答應了阿根廷、烏拉圭和巴西。大概南美洲的邀請方終于與愛因斯坦談妥事宜，特別是報酬。事實上，除了欣賞風景，愛因斯坦對這次旅行不太開心，結束時在日記里寫下（施郁譯）：“終于自由了，但是像是死了。”[4]
這幾次情況說明，愛因斯坦對于海外訪問的報酬是在乎的。
愛因斯坦第二次訪問牛津大學期間與一位朋友的交談可以讓我們窺視到他對于金錢的態度 [5]（施郁譯）：
“當你發現自己沒有私欲、不在乎社會地位之類的東西時，你才是一個真正的人。但是要真正地自由，財務自由是必要的，因為如果生活上依賴別人，就不會有內心的自由。”
5. 1931年以后的旅行
由于感受到希特勒的危險，愛因斯坦1931年以后對英國和美國的訪問與他試圖與英國科學家交流，以及考慮移居美國的可能性相關。
1931年夏天訪問加州理工學院時，愛因斯坦已經開始與他們討論去那里工作的可能性。他1931年應邀訪問牛津大學時，接受了一個客座職位。所以又有了1932年的訪問。而1932年訪問牛津期間，創辦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弗萊克斯[YS1] 納（A. Flexner）邀請愛因斯坦入職。六月，弗萊克斯納造訪愛因斯坦在德國卡普特的房子，愛因斯坦接受了普林斯頓的職位。
當弗萊克斯納問愛因斯坦關于年薪的意向時，愛因斯坦說3000美元左右。弗萊克斯納覺得驚訝，建議10000美元。后來，為了不低于研究院聘請的數學家維布倫，愛因斯坦的年薪被定為15000美元。
1932年底，愛因斯坦訪問加州理工學院時，不能確定還回不回歐洲，于是帶走了30件行李。離開在卡普特的房子時，愛因斯坦對妻子埃爾莎說：“好好看看。你不會再看到它了。”[2]
密立根為愛因斯坦找來7000美元資助，來自旨在促進美國和德國友誼的歐布蘭德（Oberlaender）基金會，要求愛因斯坦作這方面的演講。愛因斯坦勉強提到，希望美國不要向德國強求戰爭賠款。但接著又以美國的共產主義者、俄國的資產階級和德國激進組織眼里的猶太人為例，反對壓制言論自由，反對德國強制兵役。其中部分言論曾被密立根在演講之前試圖阻止，體現了愛因斯坦在政治上的原則性。
一周后，希特勒上臺。二月底，愛因斯坦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因為希特勒，我不敢再踏上德國的土地。”3月10日，愛因斯坦離開帕薩迪納的前一天，加州發生地震，同一天，納粹抄了他在柏林的家。愛因斯坦沒有回德國，而是去了比利時。3月20日，愛因斯坦在船上時，卡普特的房子也被抄。后來他在德國的財產也被沒收。
1933年3月28日，愛因斯坦所乘的船到達比利時安特衛普后，坐車來到德國領事館，交出德國護照，聲明放棄德國國籍。他又發出給普魯士科學院的辭職信，其中說道：“在目前情況下，我感到不能容忍對普魯士政府的依賴。”愛因斯坦的主動辭職避免了普朗克和科學院的難題，因為有些政府官員要求對愛因斯坦做處理。
幾個月后，愛因斯坦經英國，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定居。
6. 愛因斯坦對中國人的印象
筆者覺得，愛因斯坦尊重中國的文明，而對當時被西方壓迫的中國人的印象可概括為：同情、好感、好奇。
1919年3月，愛因斯坦給物理學家艾倫菲斯特（Paul Ehrenfest）的信中說（施郁譯） [5]：
“似乎我們的猶太同胞比糟糕的歐洲人更有同情心（至少少殘忍些）。中國人將歐洲人統稱為‘強盜’，如果只有中國人留下，事情會好些。”
1919年12月，愛因斯坦給朋友贊格（H. Zangger）的信中說（施郁譯） [5]：
“我的朋友貝索將回到ZL局。可憐的家伙與動物差距太遠─只有概念、沒有欲望，佛的理想的化身。他會更適合在東方。這讓我想起前天夜里和幾位高雅的中國人在一起；他們絲毫沒有我們的目的和實用主義。對于他們和長城來說，這太不好了！”
1921年3月，愛因斯坦給在在蘇黎世大學時的同事、當時在天津直隸學院教書的魯西（Franz Rusch）的信中說（施郁譯） [5]：
“我想象在中國人當中生活實際上挺好、很吸引人。我遇到的幾個例子就特別有吸引力。從人類學的角度，這些人樣子很平衡，實際上似乎比我們有優勢，所以在我們的影響下，或許所失大于所得。”
1922年11月3日，愛因斯坦赴日本途中經過新加坡時，在日記中寫道（施郁譯）[5]：
“中國人可能在勤奮、節約和繁育后代上超過其他任何民族。新加坡幾乎完全在他們手中。他們作為商人很受尊重，比日本人受尊重得多，而日本人被認為不可依賴。日本人可能難以從心理學上去理解，自從日本人的唱歌讓我完全不懂之后，我不愿意去嘗試。昨天我又聽到一個唱歌走調到讓我頭暈。”
一周后，經過香港時，中國人的境況使他震驚（施郁譯）[5]：
“這些被折磨的人每天敲石頭、抬石頭，賺五分錢。他們的多產就這樣被無情的經濟機器懲罰。從他們的無動于衷，我認為他們自己幾乎不察覺，但是看起來很悲哀。正好最近他們成功組織了一次罷工，要求增加工資，華人領袖組織得很好。”
愛因斯坦還注意到，纜車里歐洲人和中國人是分開來的。
回程經過香港時，愛因斯坦看到（施郁譯） [5]：
“一隊中國人，有男有女有小孩，呻吟著向山上拉磚，占據了整個小道。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他們被殘酷虐待，勞動到死，這就是他們謙虛、溫和與易滿足所得的回報。”
1922年，愛因斯坦曾與北京大學約好，結束在日本的訪問后，就直接來中國訪問。事實上，后來他去日本途中兩次在上海短暫逗留。為什么愛因斯坦訪問中國的計劃沒有實現？逗留上海的具體情況又如何？筆者將在后續文章詳細討論。
參考文獻：
[1] Pais, A. Subtle is the Lord.
[2] Isaacson W. Einstein.
[3]施郁. 愛因斯坦的奇葩諾貝爾獎. 知識分子，2017. 10. 3.
[4] Eisinger J. Einstein on the Road.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譯本《愛因斯坦在路上》。但是本文所用引文均由筆者直接譯自英文。
[5] Einstein A.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2017.11.7.發表于知識分子施郁專欄，標題：98年前的今天，誰一夜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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