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議科學：學術不端為何在中國的生物醫學界出現較多？
在學術是休閑的時代，不會出現不端，會有學術質量的高低。
在學術為職業的時代，不端屢有所見，但有學科地區之差別。
在國外和國內，這些因素基本類似。
我國的現代科學起步晚，在國外已經職業化多年、學術不端發生多年后，我國的科學才逐步成為職業，所以學術不端發生的時間也“落后”于學術先行的國家。
但現在我國學術界已不是偶爾發生問題的初期，而在廣度和深度都有較大的問題，尚無靜息的趨勢，甚至很多人擔心會不會愈演愈烈，除非有較大改變。
其中，生物醫學界發生學術不端的量和質，可能都比較突出。
中國生物醫學界學術不端較大的原因可能是：學科性質、歷史巧合、目前體系。
1）生物醫學學科的性質。
相對而言：門檻低，利益大。
數學，特別是純數學，門檻太高，一般人進不去；而利益小，投機分子不愿進去。
物理、化學、計算機、工程，一般也比生物醫學的門檻高，有些的利益還相對小。
生物醫學有些部分并不非常容易，但很多部分比較容易。
雖然不是雞鴨貓狗都行，但智商平庸的人，可以看上去很成功，在美國有這種情況，而在中國顯然有不少例子可以在事業上做的非常成功，扮演科學家，成為掌握行政和經費大權的領頭人，或者以“商人”的才華通過忽悠扮演“企業家”的也不乏其人。
2）歷史巧合。
二十世紀， 生物醫學發生過基礎和應用兩個方面的革命。
基礎方面是：美國的Watson和英國的Crick于1953年發現DNA雙螺旋，向全世界推出分子生物學。雖然之前1944年Avery等的工作也許更重要，但對世人來說，1953更有代表性和普遍認知。
應用方面是：舊金山的Boyer和斯坦福Cohen于1973年重組DNA技術的發明。
這兩項工作，不巧正好在中國相對閉關鎖國時期。1953-1973這一時間巧合，導致中國生物醫學界出現斷層。
也就是說，1949年之前留學西方的老科學家，1950年代留學蘇聯的次老科學家，缺席了1953至1973年的兩個革命。
這一缺席不僅是沒有參加，而且沒有觀摩、絕大多數也沒有學習。這樣，導致一大批老科學家不能很好地對后來科研工作者進行質量傳承和監督。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數學、物理、化學都沒出現這種情況。1949年之前留學西方的老科學家、1950年代留學蘇聯的次老科學家，在1976年之后，都能繼續承擔學術權威的重任，也能 傳承學科和監督質量。
中國生物醫學界只有極少數幾個例子，有信心傳承和監督、但被很多人認為極端，而作用受限。
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和中國生物醫學的大部分領域，都因為歷史原因基本失去了傳承和監督。
也就是說，1980、1990年代以后回國的數學、物理、化學等方面年輕一代，在中國有年資高的科學家選擇和監督，質量得到相當程度的保證。
而中國生物醫學方面普遍出現年輕的科學工作者，缺乏老科學家的選拔和監督，1980、1990年代之后頻繁、長期出現問題。很大程度損害了中國生物醫學界的標準。
無德、無才、無能成為--哪怕是局部的--主導，導致標準扭曲、道德降低、邊線突破。
無德、無才、無能主導和影響下，相當的成功地故意排斥合適的標準、道德和邊線。
3）現行體系。
中國的醫生，特別是在醫科院校附屬醫院的醫生，大多數不愿意只做醫生，而希望有教授頭銜，認為教授才更被社會所尊重。
而教授就不應該是只行醫。
還有很多學校（可能基本是所有大學），急切希望科研論文更多，以期在中國目前評價體系得到更多認可。
這就造成了中國可能是世界上論文工廠服務的最大對象。這一現象，有可能世界其他國家沒出現過。
為了糾正這一體制機制問題，首都醫科大學于2020年率先全國建立新的體系：臨床教授體系。
首都醫科大學的臨床教授系列人員不需要發論文，只要是好的醫生、加上為大學做教學工作（可以是上課，也可以是其他，如帶臨床實習），就符合基本資格，當然做的好也是因素。
這樣，首都醫科大學附屬的19個醫院、21個教學醫院的醫生，應該不會因為需要教授頭銜而學術不端（雖然還有其他因素，不是學校體系本身能夠解決、或者一時很快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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