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惠尹：對毒奶粉監管不力不是瀆職而是犯罪
就在08年奧運會圓滿落幕后不久，毒奶粉事件的曝光如同一枚重磅炸彈，立時三刻將滿滿地籠罩在神州大地上方的喜悅氣氛炸了個天翻地覆，讓無數人和企業的生存路徑隨之改變。但是隨著時間漸漸流逝，毒奶粉事件的受害嬰幼兒陸續經治療后出院，三鹿集團被清算和收購，以及多家奶制品企業"為消費者提供安全奶粉"的信誓旦旦，毒奶粉所帶的傷害和風波漸漸平復。
就在幾乎所有人都以為三聚氰胺即將和四環素，六六六等名詞一樣進入故紙堆的時候，上海熊貓煉乳、陜西金橋乳粉、山東"綠賽爾"純牛奶等等，接連爆出的乳品三聚氰胺超標案。這些被查處的乳制品，無一例外地使用了2008年未被銷毀的問題奶粉做原料。據一位監管人員透露，當時三鹿奶粉事件有牽頭部門會同相關部門處置，但在問題奶粉的處理這一環節并沒有明確責任。地方政府一方面是暫時沒有好的辦法來處理，另一方面也是分了輕重緩急，但事情一拖就這樣拖下來了。
這個說法難以服眾。即使沒有毒奶粉事件，相關政府機構對食品安全的監管，對三聚氰胺的嚴防死守都屬于日常的職責范疇。僅僅對08年的問題奶粉監管不力就導致三聚氰胺重出江湖?難道所謂的監管只負責純三聚氰胺的添加問題，加在奶粉里三聚氰胺就不是三聚氰胺?果然讀書人偷書不是偷而是竊。
導致政府機構監管不力的原因除去職責不明，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甚至權錢交易等負面原因之外，為地方企業保駕護航，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類似的所謂積極動機也是原因之一。"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對企業經營活動中的失誤要給以最大限度的寬容和理解"，正是在這樣的精神的指導下，地方政府對當地企業惟GDP論英雄，往往對生產經營過程中的違法行為睜一眼閉一眼，對上級政府嚴格監管的命令虛以委蛇，甚至明一套暗一套，還美其名曰："建立自然秩序的市場經濟社會。"
誠然，提倡自由貿易，平等競爭是《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的基本觀點。但是絕對的自由貿易的前提是絕對理想化的平等社會。絕對理想化的平等社會這個前提不存在也就決定絕對的自由貿易不可能存在。身為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和服務者的政府機構的存在價值和主要職責之一就是避免企業通過信息不對稱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在奶制品的消費中，消費者不可能通過對食品外觀的觀察和說明書的描述清楚地洞悉產品的真實品質，只能依靠食品質量檢查和監督機構的有效監管并提供及時準確的信息來維護自身的權益。
地方政府對本地食品企業違法行為的有意放縱，在短時期內可能增加社會的生產總值，但是"你可以在一段時間里欺騙所有人，或者在所有的時間里欺騙一部分人，卻絕不可能在所有的時間里欺騙所有人"，總有一天，公眾會發現真像，對政府相關機構的信任也會隨之降低，甚至崩潰。
政府公信力依賴于社會成員對普遍性的行為規范和網絡的認可而賦予規范和網絡的信任，并由此形成社會秩序。當公眾不再信任政府，遵守社會規范和維護社會秩序的自覺性和能動性就會降低，隨之而來的是整個社會成員人與人之間進行社會互動時的成本增加。如果說政府不被信任的直接受害者是政府的話，那么由單個公民及其形成的各種組織所構成的社會則是間接或最終受害者。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遮羞布放松監管換來的生產總值增長，與互不信任的社會關系中受損的社會和個人利益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得不償失。
這僅僅是經濟上的損失，尚可能彌補和糾正，最無法彌補同時也是無法令人原諒是對人身的傷害。人身權利不受侵害是天賦的不容侵犯的自然權利。但是那些因為毒奶粉而躺在醫院里的腎結石嬰幼兒小小年紀就要承受成人的違法后果。08年因毒奶粉接受治療的嬰幼兒達4萬多名。更令人發指的是如此慘重的傷害后三聚氰胺依然陰魂不散。如果說使用毒奶粉的生產廠商是主謀的話，那么以保護經濟發展為名，無視監管責任，放任廠商的違法行為的相關政府機構就是幫兇。對問題奶粉監管不力不是瀆職，是犯罪。
所謂的發展權必須以生存權為基礎。人身的安全和健康失去保障的發展如同無根之木，再耀眼也不過是海市蜃樓，曇花一現。更關鍵的是，以人民的健康生命為代價，以公共利益的損害為遠景的發展完全背離"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目的的發展目標，這樣的發展寧可沒有。導致社會和經濟這樣畸形發展的廠商要嚴懲，監管不力，即使沒有查出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的領導干部同樣應該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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