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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奈在動物分類上的功績

林奈(Linnaeus, Carolos, l707～1778)是瑞典植物 分類學家，他的最大成就是發明了“雙名法”，使過去紊亂的植物 名稱歸于統一，對植物分類學研究的進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許多人也許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林奈的“雙名法”對動物也同樣適用。所有動物的命名，都是采用和植物一樣的林奈發明的“雙名法”。

在林奈之前，每種動物的名稱，由于各國語言文字不同，叫法不一;就是在一個國家里，各地的名稱也可能不同，往往造成同物異名或同名異物的混亂現象。林奈的“雙名法“提出來以后，國際上便統一采用了“雙名法”來對動物進行命名，從此，各國學者在動物的鑒別和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方面就方便多了。現已發現和命名的動物約有120萬種，植物約有40萬種，如果說林奈的“雙名法”為植物分類作出了重大貢獻，那么林奈的“雙名法”在動物分類上的功績也同樣是不可忽視的，甚至超過前者。

林奈偏愛于植物，曾親自搜集了大量的植物標本，并為許多植物定名。也許是這個原因，人們只記住了他對植物分類學的貢獻。其實，林奈也曾為不少動物定名，不信你去翻翻動物學教科書，如意大利蜂(Apis mellifera Linn)、家犬(Canis fanliaris Linn)都是由林奈定名的。

拉馬克和居維葉的爭論

拉馬克(Lamarck,Jean Baptiste,1744～1829)和居維葉是同一時期的法國生物學家，被后人稱之為提倡生物進化 學說的先驅者。作為一個最先提出所謂生物進化 學說的生物學家，拉馬克本人并沒有用過“進化”這個詞，直到拉馬克死后又過了一代人的時間，這個詞才開始使用。拉馬克在1800年就生物形態演變問題提出了這樣的觀點：生物發生改變是由兩種因素引起的，一是生物內部的生命力，二是特殊的環境影響。換句話講，動物形態的改變是由它的內因和外部環境決定的。為什么動物會適應環境呢?拉馬克用“獲得性遺傳”的概念解釋了這一點：動物因為環境的改變而形成了新習慣，新習慣的形成使動物的結構發生了改變，以后這種改變又傳給了后代，經過很多代以后，才能看到這種變化。在拉馬克提出這個觀點之前，生物界一直認為生物是不可能變的，生出來是什么樣，就一直保持原樣。以居維葉為首的物種 不變論者與拉馬克展開了一場生物史上的大爭論。居維葉提出：按照拉馬克的理論，各種類型的動物之間應該有些過渡類型，才能說明生物逐漸變化的過程。但在拉馬克那個時代，古生物化石的研究還很零散，拿不出多少證據來證實生物變化這個學說。爭論的最后結果，當時的人們沒有接受拉馬克的思想，居維葉的物種 不變理論繼續統治生物界。50年后，達爾文根據生物的地理分布，動、植物在家養和自然條件的不同變化、動物形態學和胚胎發育等方面的大量證據，證實了生物是可變的，比拉馬克更科學地解釋了生物變化的原因：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使生物發生了適應性的變化。

兩項有趣的實驗

1928年，英國科學家格里菲思用肺炎球菌做實驗。肺炎球菌有兩種，一種是致病的，一種不致病。他把少量不致病菌與大量經加熱殺死的致病菌混合在一起，注射到小白鼠身上，按說小白鼠被注射的是不致病和已經殺死的病菌，不應該得病了，可是結果相反，大部分小白鼠都感染了肺炎，從它們的血液中還可以分離出活的致病肺炎球菌。這引起了格里菲思的興趣：一定是致病菌中有一種物質進入到活的不致病的菌中，使其變成可以致病的球菌了。這種物質到底是什么呢，這成了科學家們一直想弄清的問題。

1944年，法國科學家艾弗里等人又做了一項實驗。從有莢膜的光滑型肺炎球菌中，分離出一種物質，科學家給這種物質取名為“轉化因素”，把轉化因素加入到裝有無莢膜的粗糙型肺炎球菌的培養基(一種培養細菌 的物質)上，無莢膜菌從培養基中吸取了轉化因素之后，竟長出莢膜來了。而且它的后代也都有莢膜。經過生物化學分析，證明轉化因素就是人們今天所說的核酸。這兩項實驗第一次證明了核酸是遺傳物質 ，它控制著生物特性的形成，并能夠自我復制、傳給下一代。

中國動物學的創始人之一——秉志

秉志(1886～1965)是河南開封人，自幼聰穎好學，能寫詩作文。18歲那年他考上了當時中國的最高學府——京師大學堂，從開封到北京讀書。在北京讀書期間，他讀了大量從西方進來的科學書籍，其中有達爾文的進化論，這使他對生物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經4年大學學習后，他以優異成績考取了中國第一屆官費留學生，他選擇了生物作為赴美國學習的專業。到美國后他先后學習、研究了昆蟲學、解剖學、脊椎動物神經學，以優異成績獲博士學位。

秉志并不滿足于在美國的學習研究成果，他決心用學來的知識報效自己的祖國。1920年，34歲的秉志回到中國，立志為開創和發展中國生物科學貢獻自己的畢生精力。當時的中國一片黑暗，政府腐敗，一個堂堂的中國根本沒有一個像樣的科學研究機構，為了創建祖國的科學事業，早在1915年前后，還在美國的秉志就和同學們一起組織了中國科學社，這是中國最早的群眾性的自然科學學術組織，然后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科學刊物《科學》。回國后，秉志在南京高等師范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生物系。當時，人們對生物這門科學還很陌生，學習生物的學生很少，秉志別開生面的教學方法以及豐富的生物知識，吸引了許多學生。他們對生物學由好奇轉而產生濃厚興趣，紛紛放棄原來的專業而改學生物學。1922年8月18日，在秉志的積極活動下，中國第一個生物研究所 在南京成立，秉志任所長。

作為一個動物學家，秉志學識廣博。在青年時期，他從昆蟲學到人體解剖學都有扎實的科學功底，從事研究工作后，他在分類學、形態學、生理學 、昆蟲學、古動物學等方面有相當的成就。他研究的動物大到老虎，小到搖蚊，從現存活動物到古代化石，他都研究過。秉志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家，而且是位治學嚴謹的好老師，他為中國生物界培養了大批人才，他的學生遍布全中國，在動物分類和形態方面，從單細胞原生動物到脊椎動物的哺乳類，都有他的學生做過或正在做著研究，其中有不少人已是中國動物界的知名學者了。

秉志是中國第一個生物系和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的創辦人，他為中國生物科學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成為中國近代動物學的主要奠基人。

是誰把達爾文介紹到中國的

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是19世紀最重要的科學成果之一。1859年他的《物種起源》在英國發表后，震動了整個西方世界。是誰把達爾文的進化論介紹到中國來的?

第一個把達爾文進化論帶入中國的是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嚴復(1853～1921)。嚴復早年在英國留學，當時正是達爾文進化論在西方廣泛傳播的時候，嚴復深受影響，感到耳目為之一新。嚴復于1898年翻譯出《天演論》，向中國人民介紹了達爾文的進化論。雖然在嚴復之前，也有些零碎的達爾文的觀點隨著其他西方科學知識一起傳入中國，但是第一個由中國人自己來介紹西方科學知識，介紹達爾文進化論的是嚴復和他翻譯的《天演論》。

《天演論》主要講述了生物演化中，自然界的作用和人類社會的作用相互制約，相互依賴的關系，對生物的發生、進化作了科學的解釋，尤其介紹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對當時中國的科學界。思想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不僅僅是傳播了一些先進的生物學知識，更重要的是“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生物進化觀點，成了當時中國人民為自己的生存要奮起反抗壓迫的鼓動力。然而，嚴復的《天演論》僅僅是翻譯的進化論的支持者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并不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

真正把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介紹到中國的是馬君武(1882～1939)。他繼嚴復翻譯赫肯黎的《天演論》之后，對達爾文進化論進行積極的、系統的宣傳。從1902年開始翻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1919年才正式出版。1936年他又翻譯出版了達爾文的另一本書《人類原始及類擇》，此外，馬君武還自己寫了《達爾文》一書，以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紹了達爾文學說，為達爾文學說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